她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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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依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待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柱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她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她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她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她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她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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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她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克尽我其它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蹿来蹿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个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母亲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暑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她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几年经济上虽然稳定了，可是她更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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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和曹操宁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她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嘛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她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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