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
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
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
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
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
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
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
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
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
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
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
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
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
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
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
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
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
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
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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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
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
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
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
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
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
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
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
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
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
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
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
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
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
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
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
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
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
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
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
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
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
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
·44·
夹农
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
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
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
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
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
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
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
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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