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
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
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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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
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
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
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
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
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
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
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
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
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
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
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
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
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
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
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
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
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
——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
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
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
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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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
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
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
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
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
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
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
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
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
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
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
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
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
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
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
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
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
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
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
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
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
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
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
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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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
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
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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