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
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
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
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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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
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
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
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
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
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
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
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
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
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
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
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
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
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
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
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
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
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
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
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
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
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
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
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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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五十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
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
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
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
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
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
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
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
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
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
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
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
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
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
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
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他姐家落户抢‘r他的
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
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
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
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
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
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
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
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
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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