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早已名著中外的“锦江”两店，在经营的十几年里，曾经受过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因我始终无人力、物力、财力的靠山支持，确实是绞尽脑汁历尽艰辛，故它的成长、开花、结果，非一帆风顺的。不客气地说，这一切都已成为光辉的历史了，亦正因有此历史，它才能在解放后，有条件担任迁移、扩大的政治任务，今后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它定将开更茂盛的花、结更大的果！正如我定名——锦江——它是五彩缤纷，光芒万丈！
追记
历尽艰辛创锦江，
革命志士警草场。
盈余源源入洪流，
鸡鸣两者奉民掌。
高兴
川菜茶室并蒂莲，
扩为饭店五一年。（两店扩大为锦江饭店）
食宿安泰沪首名，
誉著中外古今庆。
一九五一年冬于上海家。
应该谈谈“锦江”迁移的经过：
1．“锦江”迁移之事，当时两店职工不明内情，在当时形势下，我还不能公开说明党交的任务。他们吵闹，坚持不愿搬入大楼。他们的理由是：市面还未恢复，生意不好，收入已经不够维持职工的家用开支，店也亏本，还要扩充，岂非冒险？
经我两星期的苦口劝解，也不能说服。无可奈何，只好执行行政命令，才迁入了这座大楼。
关于职工不愿迁移一事，话要说回来，锦江两店的职工毕竟重视店务尊重我的意见，最后，还是顺利地迁移了。像南京路十五层的国际饭店，老板离沪走了，照例应由政府接收，而工作人员连电梯都不开，反对交出饭店。当局经六个月的周折，才接收过来的。
当时，上海社会对我将“锦江”两店迁移，组织有限公司，完全相信为了扩大营业，丝毫未暴露是政治任务。
2．1952年初，我生日那天，因头昏在家休息。上午11时左右，保姆孙韵梅（又名顺宝）进房告诉我说：“锦江送来十桌酒席，人也来了好多。要给董先生祝寿。”
我大吃一惊，从未有过的事，怎么会呢？当即下楼，见大客厅里果然摆满了。酒至三巡，职工代表起立说：“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来庆祝董先生的生日，同时，也是来感谢董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引路。现在，别的餐馆饭店人员还在徐家汇区，我们已走到了南京路（亦名大马路）近黄浦滩了。因此，我们怎能不来向董先生祝寿呢？！”最后，我明白了他们如此热诚、亲切的动机——见“锦江”迁移扩大后的生意，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兴旺，亦知道这些迁移的内幕了。我起立举杯道谢，深感快慰！
解放前“锦江”两店的厨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一百几十名。在解放后，迁移扩大营业后仍在“锦江饭店”工作。继后有些人调派到上海其他大饭店，分别担任一级、特级厨师与行政工作的重要职位。
这张照片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是锦江两店于1951年6月9日迁移长乐路扩大的锦江饭店的奠基人。因紧缩家庭开支，正要搬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时候，陈同生、何以端两位同志来说：“你的企业越做越大，而居住条件缩小到如此，会引起社会舆论怀疑，对工作不利，绝不能搬，这笔房租二百元美金应由市府代付。我们去和潘汉年副市长讲，你等几天。”两天后，陈同生、何以端来，神态不安地说：“看今天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如何决定，今晚会后我们来告诉你确实的回音。”到晚上8点后，他俩来了，陈同生进客厅躺在沙发上，只是叹气。何以端则倒在椅上不言语。
我见状，知道不成功。少时，陈同生对我说：“潘汉年还是不同意。”于是，我就迁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了，房租当时人民币六十几元。
顺便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当时“锦江”两店奉命迁移扩大发展时，党和政府曾给过我当时人民币四万元，做为因市面不景气而亏损的贴补和迁移费用。这笔款子尚余一万余元，加上出售女儿们的结婚戒指与其他物件的钱，贴补了当时几年全家的生活费用。亦曾向企业家（民革成员）章荣初借过人民币二千元（后来以灰鼠大衣抵偿的，此大衣由刘忠海亲自代我送去的）。
“锦江”两店归公后，我任董事长兼经理时，工资三百单位（折合当时人民币一百六十几元）。1957年，我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工资由全国政协支付了。
1983年春，田云樵主动向上反映了我的经济情况，“锦江”汇来人民币一万元。
几十年来，依靠国外女儿、外孙女们的劳力所得贴补。我从无任何不动产业，且除旧手表外无任何值钱物件，迄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我是富翁。哈哈！
九、突然被排挤
我是“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开始就任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在1953年秋，有天，我召开会计会议，上午8点多，我到店进办公室说：“开会了，人到齐了吗？”任百尊一变常态说：“会已开过了。”我愕然猛觉得晴天一雷，黑夜又复呈现在面前似的，转身便走。回到家里躺在客厅沙发椅上，前思后想：这会是我召集的，为何我本人未到会已开过。他们对我为“锦江饭店”的经营管理所提出的一百多条建议，总是阳奉阴违，到底是何缘故？其中必有文章。在室内踱步沉思通宵难眠，向上反映知个究竟呢？还是算了？最后痛定思定：（1）“锦江”这块招牌早已中外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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