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意识形态最高的表现，我喜欢它，唯国琼女离国后，多少年对钢琴独奏的曲调从未听取欣赏了。时光飞逝，上述我和孩子们的情况都已成为历史！
感想
昔日此琴中外誉，
今日此琴冷冰冰。
琴声不知何处去？
随着西风飘渺影。
国瑛女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 前文提及有关周总理支持国瑛女创办“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事，现补述其始末：这厂开始时取名“解放军教育电影制片厂”，后因不仅是拍科教片兼拍故事片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
国瑛于1949年秋在美国纽约大学电影技术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电影部工作了半年。祖国解放，她是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通过封锁线（由香港到天津），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货运船经黑水洋偷渡（国民党军舰巡逻地带）到达天津。当时黄敬市长亲自接待第一批由美、法、英国归来的留学生共五十人。住在天津镇南道招待所。她到北京后，即找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接上了关系，到电影局报到。当时的第一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袁问她：“想干些什么？”她说：“我想办一个教育电影制片厂。”袁嘱她写份计划书。她遂由京返沪，在火车途经徐州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几乎送命。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法华路三百卅六号，她在家拟好一份计划书后到京，交给袁牧之，此时已是冬天，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袁牧之吩咐她先筹办幻灯及幻灯制造所（当时名叫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后来发展为北京幻灯片厂，属科学普及局袁翰青局长领导。她的计划书送上去后，久久无消息。袁牧之很忙，她告诉王炳南同志。王炳南替她交一份给周恩来总理，同样无消息。继后，在王炳南结婚典礼上（外交部街外交部大厅里），王炳南教她向刘少奇主席提起这个计划，正好总理在旁，刘少奇对总理说：“这件事她很着急。”总理笑着说：“她妈妈是多年来为党工作的人，父亲参加辛亥革命，四川独立时副都督，后来不革命了。陈老总（指陈毅同志）知道她父亲的。”事后不久，有天晚上，总理派车接她去中南海西花厅，在座有袁牧之、阳翰笙（当时中央文化部计划委员会主任）、沙可夫（当时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袁翰青（当时科学普及局局长），国瑛当时任科普局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科长。总理说：“你们五人负责这个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由阳老（翰笙）总负责带头，经常将情况向我汇报。”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袁牧之召集会议，在会上宣布：“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地方文化部没有经费办这个电影厂，但军委文化部陈沂处有经费，可是没有懂电影技术的人才。陈沂向我要人，那就派夏国瑛（那时尚未改姓董）同志到那边去吧。”因此，国瑛筹备工作由地方转到部队，筹备委员会在军委文化部部长陈沂、刘白羽、李兆炳和政治部主任萧华领导下成立的。当时国瑛定为准团级干部，任副秘书长。电影厂一切工程的设计、订购器材、建材联系、培训技术人员等均由她一手努力经办。厂址在广安门外六里桥，八百亩地上动上开工。她不坐吉普车骑自行车在东西城建筑设计处和营房管理处，一天来回四五次。有时去上海、天津来日跑购买器材。
她一开始就干劲十足。为了美化厂区，接受马勋超的建议借了几十辆平板车，几十名解放军，把清华大学专家教授培养了几十年的六百亩桃树移植到八百亩厂地中间一条小沟两旁，成为小桥、流水、人家之外，还添上无数桃花朵朵。这庞大的美化工程，完成迅速，未费一文。因为当时清华大学为清出空地建盖大楼。这些可爱的桃树直至反右后也被反掉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从她买进八百亩地皮开始，直至厂建成，她的建树是不小的。
1952年，她带三十位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进厂。这厂录音楼的设计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北影厂罗静予工程师和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到厂参观时，大为赞扬。
1953年，她被派去朝鲜战场拍摄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一部战地记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借此，用胶片到实地战场训练摄影师。在罗盛教纪念碑揭幕典礼会场上，遇美机轰炸，几乎牺牲。她带队的三十人中，青年摄影师高庆生同志本已逃出轰炸地，为保护公物摄影机，在转回途中被炸牺牲了。高庆生同志评为“八一”厂烈士。
当时，国瑛将厂建成后，在人事关系上遭受宗派主义的排斥。国瑛见电影厂已正式开始生产片子，同时部队允许复员转业，她主动要求转业。遂于1954年，在冷落的气氛中独自肩负行李，手提皮包离厂。当她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时，转头回看这一座庄严可爱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她悲喜交加，流下了眼泪。
当她离开“八一”厂时，总政文化副部长李兆炳同志和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异常吃惊地问国瑛：“为何你要离开自己生的孩子（指“八一”厂）？”国瑛回答说：“我是为人民的事业工作，现在能生产片子了，就不需要我了。”有次总理在北京医院盲肠炎开刀，国瑛去探望时，总理亦关心问起此事说部队复员关你什么？
国瑛亦同样的回答了。她始终不愿吐露一句自己是被排斥的实情。当时我认为她这样对待是正确的，顾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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