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的下场大多不妙。黑胡子死于一场混战。他被一个苏格兰水手砍了一刀。他称赞说：“这一刀砍得不错！”苏格兰水手说：“下一刀会更好！”这一刀把黑胡子的头砍了下来。这颗头颅先是被英格兰士兵挂在桅杆上向众海盗示威。后来，黑胡子的头盖骨用银浇铸为酒器。酒馆借此招揽生意。那些与他有仇的人不惜花大价钱用他的头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还有个北欧海盗，死得更为壮烈，超过《勇敢的心》里的华莱士。他大约叫施托贝克。他和手下的七十二名海盗被抓获了。在行刑前，施托贝克展现了老大风范，为手下请命。他对官员说：“我怜悯他们的早死。如果我的头颅被斩下后，我还能围着他们转一圈，就请赦免他们。”官员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大笑应允。然而，在刽子手一刀斩下施托贝克的头颅后，他居然从血泊里爬起来，开始奔跑。刽子手见势不妙，伸脚将他绊倒。
这是何等强韧的生命力啊。读到这里，我为自己软绵绵地躺在床上很是惭愧，马上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三分。生病了，就应该读这样充满血性和欲望的书。它真是有益身心呢，其药效不亚于一锅姜汤或者两大瓶青霉素。
我觉得有点冷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西汉·韩婴《韩诗外传》
（一）
前天，妈妈打电话来，说奶奶病危，要我把工作交接妥当，做好奔丧的准备。
奶奶在离我一百三十里的小城的一家医院里躺着，度过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自从脑出血半身不遂以来，她已经在床上躺了四年，耗尽了力量。半个月前，我回家看她，她木然不动，我把手放到她手心里，她没有去握。
今天，妈妈又打电话来，说有点好转，暂时不必回去。
记得四年前，奶奶刚得病。我回家看她，她躺在床上笑，看起来却像哭。得半身不遂的病都是这样子的，哭笑不分。突然，我闻到一股恶臭。她从被窝里掏出个粪球儿，粘在食指上，冲着我像旗帜一样挥来挥去。
当时，家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
我镇定自己，屏住鼻子的呼吸，只用嘴巴喘气。我擦干净了她手上的便便，翻过她的身体，把褥子抽出来，用毛巾给她擦拭下身的秽物。她显然很不好意思，嘴里呜呜呜地嚷着，用手使劲地推我。那手很有力量。我被她推得几乎无法工作，便说：“没事的，我小时候你不也是这么给我擦屁股吗？你要听话！”她的手放松了，也不再嚷嚷。
因为实在太臭，好不容易忙完，我冲到卫生间去，干呕了一会儿，又洗净了手上的便便。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是汗，心里异常踏实。
人这一生，从屎溺中开始，又在屎溺中结束。亲情为什么比爱情靠得住？情人相互擦拭的，只是眼泪；亲人为你擦拭的，却是屎溺。后者要比前者真实、浓厚、强烈得多。
这一回，奶奶要走，乃是一种解脱。四年来，她丧失了生命的大部分知觉，不能言，不能动，活得了无生趣。但我还是悲伤。我最怕的是，我回家再也看不到她！从我出生，她就在我身边。后来我离开她四处闯荡，但一回家就能看到她。我的生命里，她一直都在，这份温暖恒久不改。
人生有些温暖是分内的，譬如亲人给予的；有些温暖是分外的，譬如情人馈赠的。分外的温暖变成冰冻，并不能令我如何伤怀，因本来就是分外的。分内的温暖消失时，留下的却是一个无法填补的亏空。
我觉得有点冷。
（二）
上头的文字是2005年10月31日写的。
写的时候，还以为奶奶至少还有十天八天的寿限。然而，11月1日中午十二点，她去世了。我和弟弟下午两点钟才赶回去。我们见到她时，她已被一匹白布包起来了，在玻璃柜子里，静静地躺着。然后，我们把她瘦小的身体送上了火化炉前的铁架。那具铁架喀啦啦地响着，背负着她缓缓地进了焚化炉。我哭得就像小时候。
这是一种普遍的悲伤，谁都要面对。我只希望读这篇文字的人，倘若你的亲人还健在，请尽力地善待他们。他们是我们生命里无可替代的温暖。我们也要温暖他们。
（三）
2005年岁末。
下雨了。我到走廊上抽了一会烟。玻璃窗已经爬满了雨滴。当一颗较大的雨滴落在窗上，便蜿蜒流下，裹挟着其他的雨滴，形成一道弯曲的泪痕。将鼻尖贴近下着雨的玻璃窗，能嗅到季节里那种灰白颓败的寒冷气息。
这是奶奶离开后的第二场雨。下葬的当天，下了半个小时的雨，父亲说：“雨打新坟，骡马成群。”我没听清楚。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解释说：“它的意思就是下葬时下雨是好事，对子孙后代是吉利的，会保佑他们富足……”那个时候天气还不冷。现在这场雨，我真是不喜欢。我惦念在荒郊的那座坟。那个骨灰盒子安好否？会不会渗水？会不会漏进寒气？
然而，我不能禁止雨从天堂落到人间，它打在坟堆，也打在高楼。无论是生者和逝者，心底都留一团温暖抵抗冬天。
奶奶，愿你一切安好，愿寒冷的雨声不要惊扰了安眠。
加菲猫之实话实说(附录)
加菲猫，你身为大家最喜欢的猫，现在又是你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你满二十八岁了，心里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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