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
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
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
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
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
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
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
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
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
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
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
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
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
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
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
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
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
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
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
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
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
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
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
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
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
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
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
“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
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
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
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
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
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
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
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
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
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
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
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
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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