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
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
焉。
我但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
人物，甚至近乎圣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给黄妮娜，有这样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丧喜庆概不参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参加，你们俩当不会见
怪……
你结婚后，自然离开台湾，远托异国。你为理想坐过牢、受过难，如今离开这个令人痛
苦的岛，去过一种新生活，似乎该为你庆幸。按说人不该老是做战士，总该新陈代谢，总得
有个退休，有个变化。所以你此后远走高飞，不能说你不对。人要为同胞活，也得为自己
活，不然岂不是圣人了？要人做圣人，总是强人所难的。你年纪轻轻的，就被国民党关那么
久，如今苦海余生，别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
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
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许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
的行为），我自许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
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
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
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
“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
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
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
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
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
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
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
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
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
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
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
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一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
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但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
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
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
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
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
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
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
（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
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
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
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三十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
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
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
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当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别人并不一定买账，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跟
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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