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
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
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
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
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
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
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
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
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
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
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
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
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
“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
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日交余情，亦云
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
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
代的无情，留下悲怆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
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
辞矣！
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怕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怕
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
位”，开辟第二渠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
子，我请黄恰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怕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
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
这就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
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
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
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
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
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
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
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
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
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
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
场一场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
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
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
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姊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
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
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在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
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道为辱。
《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它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
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
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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