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
传胜、许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
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
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
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
“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
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
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
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
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
（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
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
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
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
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
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
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
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
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
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
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
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
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
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
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
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
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
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
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
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
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
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
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
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
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
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
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
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
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
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
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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