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
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
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
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
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
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
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
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
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
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
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
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
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
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
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
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
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
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
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
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
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
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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