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六
月十五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倘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
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八月十八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
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
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
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
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
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捡软柿子捏的，他
们就是不敢惹我！
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
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
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
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
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三月十九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
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
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
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
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
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
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
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
“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辨正史实的文章，用了
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
变”期间民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国闻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但然陈述，自无
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
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
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
铃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
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
下：
台湾大学 52校图1314
敬复者：三月二十一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
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
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九月内有无借阅各
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元此记录（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该生曾借民国
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一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
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四月五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
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口张胆的做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夫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
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大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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