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
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
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
他，此后一直保荐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
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
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
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好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
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
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
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
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
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
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
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入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
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
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
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
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问，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
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
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
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
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
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
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
缉规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
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
‘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
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
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
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
不少的骄做，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
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
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
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
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
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
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
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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