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但他的日文一塌糊涂，简直词不达意。他老了以后再来日本，住旅馆，想找女
人，就向旅馆老板娘求助，他不会说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挠腮，急得满面通红，最后一边
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边向老板娘鞠躬作揖，示拜托状。”司马桑敦一边说还一边学徐复
观，好玩极了。徐复观留学日本却日文一塌糊涂，好像是真的。我中学时去省立台中图书馆
听演讲，主讲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作者大学棍安冈正笃，徐复观陪他来，那是我第一
次见徐复观，可是我就没听见他对安冈正笃讲过日文，岂不怪哉？
9 殷鉴纪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 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
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
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
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
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
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
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问，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
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
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
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
《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
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
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
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
“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
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中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
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
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
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个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
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苫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
《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之上，暗中自己
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
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
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
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
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
（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
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
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
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
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
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
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
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
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
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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