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姊生气他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姊为外祖母打
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
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
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姊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
在庙里做佛字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入、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
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
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二位纸太太。第四
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
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
点儿，三缺一”二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
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
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
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
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
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姊
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姊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
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
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
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
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
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迟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
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
那年大姊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
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
当跟着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会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
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
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
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口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
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
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
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们来
了台湾，二姊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沓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
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
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
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口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
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口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
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做
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
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
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姊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四十
四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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