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
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
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
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
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
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
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
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
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
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
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
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
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
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
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
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
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
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
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
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
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
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
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
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
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
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
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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