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啊？”
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
外，一九一八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一九三七年八十六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
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
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口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
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
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
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
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
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
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
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
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
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
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
忍不住在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
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
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
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
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未、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
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
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
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
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
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
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
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
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
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
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
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
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
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
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
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
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穹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
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
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二十年后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来的进境又在
哪卫？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一八八二年写《人民公敌》
（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
年后脚步跟卜先知的时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
超出的，又在哪里？
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
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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