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
“你怎么但愿是谣传？”
“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臣说的是实情……”
“说完了你就去吧！”
“是”
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
“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治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
“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
“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
“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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