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
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
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还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又有什么用？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我的前半生--三 我不认罪
三 我不认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怔了一阵，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这就是伯承认了这件事会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所以我采取了一推二赖的办法。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不使他们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大李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但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我自己的罪过，而且尽力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因为我怕自己受审判。
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四省，这是对我作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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