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
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
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
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
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
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
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
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
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
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
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
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
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
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
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我的前半生--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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