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
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
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意识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
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琯
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在
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离
骚》）贾谊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汉
书?贾谊传》）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向来忧
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
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被社会
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
想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我们在第
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生穷愁潦
倒，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直
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
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杜甫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承担起人间的一
切苦难和忧患，既没有佯狂避世，也没有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杜甫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
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
体的。正因为杜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更能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
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意识。反之，正因为杜甫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
他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在杜
甫心中，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
精神力量。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给读者带来的主要是压抑和绝望，
而杜诗中的忧患意识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
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宋人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
清初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一三《正
始》），都可视为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表述方式。
第五章 转益多师的文学观点与掣鲸碧海的审美理想
一、文学史观之一：“别裁伪体亲风雅”
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如何对待这
份遗产？这是他们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份遗产丰富多采，所以在一
段时期内使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顾小失大和买犊还珠的事也时有发生。
显然，要使文学遗产真正成为诗歌继续发展的起点、动力而不是包袱、阻力，
必须有正确的文学史观作为指导。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的发展正是与文学史
观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人们在谈到这个过程时，往往过分强调陈子昂的历史
作用。其实，杜甫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要比陈子昂更为重要。
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就多次提出了反对绮靡文风的主
张。如果说太宗的言论还是泛指文学史上的浮华之文的话，①那么魏征等人在
修史时所发的议论正是对准南朝诗赋的绮靡风气的。②然而正如罗宗强先生所
说，太宗、魏征他们立论的着眼点是政治而不是文学，他们关心的是绩靡文
风会导致朝政昏乱乃至国家覆亡，而不是文学本身应该如何发展。③所以他们
在理论上尽管对南朝文风颇多批评，但在创作上却依然随波逐流。例如太宗
的诗今存近百首，其中多数是风骨荏弱、辞采绮丽之作，正是南朝诗风的继
续。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对绮靡文风进行反省的首推“初唐四杰”。四杰的理
论中虽然仍有与太宗、魏征等人相同的观点即从国家安危的角度来反对绮靡
文风，但他们对此已不再那么强调了。例如他们批评上官仪等人：“龙朔初
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
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
《杨盈川集》卷三）就完全是从文学自身的利弊立论的。与此同时，四杰的
诗歌题材也从宫廷扩大到江山朔漠，体现出与南朝诗风分道扬镳的最初努
力。等到武后垂拱年间（685—688），陈子昂就大张旗鼓地对南朝诗歌进行
批判：“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仆尝暇时观齐梁问诗，彩丽竞繁，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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