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们对杜诗的熟悉程度提高了，所以出现了“集杜诗”，②如文天祥有《集
杜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有集杜《胡前十八拍》十八首，是为古
代最著名的集杜诗。
从总体上看，宋人学杜与唐人学杜有很大的不同：唐人学杜多出于个人
的风格倾向与艺术嗜好，而宋人学杜则出于整个诗坛的典范选择；唐入学社
直接体现于创作实践，宋人学杜则以深刻的理论思考为指导。所以我们认为，
宋人学杜是一种整体性的自觉的诗学活动，杜诗在古典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
是由宋人确立的。
我们在第三章第五节中说过，杜诗（尤其是晚期杜诗）的艺术造诣既是
对一代诗歌的总结，又体现了对整个时代的超越，借用赵翼的话来说，可称
“预支五百年新意”（《论诗》之一，《瓯北集》卷二八）。古典诗歌由唐
转宋，后人或以韩愈为关键，①其实杜甫才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真正发轫者，因
为正是杜甫的艺术探索为韩愈及宋人开辟了新的道路。宋人在创造宋诗独特
风貌的艰苦过程中最终选择杜甫而不是韩愈作为诗学典范，原因就在于此。
唐诗和宋诗代表着古典诗歌的两种基本风格范畴，“故自宋以来，历元、明、
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珍域。”（钱
钟书《谈艺录》一《诗分唐宋》，这样，既集唐诗艺术之大成又启宋诗风气
之开端的杜甫就势必成为后代诗人的不挑之祖了。由于这个原因，宋人选择
杜甫为诗家典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元至清，除了少数人（例如王士禛）
① 有趣的是，当南宋诗人因国家多难而接受杜诗沉郁风格影响的时候，被他们视作敌国的北方中国诗坛上
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元好问的身上，赵翼评元诗云：“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
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
八）
② 王安石喜作集句诗，如《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中集社句共二十九句（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七），但
还没有出现专集壮句的作品。从现存材料来看，最早作集杜诗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他的《类试所戏集杜
句跋杜诗呈监试谢昌国察院》（《诚斋集》卷一九）共三十句，全部集自杜诗。稍后的杨冠卿作有集社诗
一卷（见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① 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
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卷一）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对杜甫敬而远之以外，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接受了宋人的选择。也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元、明、清各代诗人学习杜甫虽然各有所得，但其总体成就却再也
未能超越宋人。
四、人格楷模：“常使诗人拜画图”
中晚唐人谈到杜甫时，都着眼其诗歌本身，并未对杜甫的人格表示过什
么看法。五代人刘昫主编的《旧唐书》在杜甫本传中虽然接受了元稹的尊杜
观点，但对于社甫的人品却颇有微辞：“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
“荡无拘检”、“做诞”。宋初孙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先从文学的角
度说杜甫“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又从政治的角度说，“以
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颠沛寇卤，汩没蛮夷者，屯于时耶，戾于命耶，将天
嗜厌代未使斯文大振耶？”最早从人品的角度对杜甫作了高度的评价。到宋
祁写《新唐书?杜甫传》时，虽批评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
而不切”，但同时又说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
忘君，人怜其忠云。”这为后人从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定下了基调。苏轼则
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
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
《东坡集》卷二四）在宋人谈论杜甫忠君的言论中，苏轼此论最为引人注目，
也最受到后代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追溢杜甫为“文
贞公”，清乾隆帝则说：“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唐
宋诗醇》卷九）封建统治者强调、鼓吹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出于维护封建统
治的政治目的，当然是不足为训的。那么，对于宋代以及宋以后历代的诗坛
来说，宋祁、苏轼的观点是不是人们肯定杜甫人格的唯一依据呢？这种观点
对诗人们的影响是不是纯属消极意义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当时诗
坛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
我们在第四章中说过，社甫确实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苏轼的说法仅是
夸张而不是捏造。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与爱国、爱民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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