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一诗，杨慎认为花卿即花敬定（见《升庵诗话》卷一），胡应麟则以为
指一歌妓（见《诗薮》外编卷四），都没能举出证据。王嗣爽则举杜诗《戏
作花卿歌》以证花卿指花敬定，很有说服力。正因为《杜臆》中有许多深刻
的独到见解，所以它被仇兆鳌《杜诗详注》大量采录，①也受到其他注家的重
视。《杜臆》向无刻本，1962 年方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稿本影印出版，
次年又出了排印本，流传方广。
③ 董居谊《黄氏补注杜诗序》云：“近世锓板注以集名者毋虑二百家。”（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二引同
治《宜黄县志》）序作于宝庆二年（1226）。
① 此书初刻于明宣德四年（1429），未几即被嫁名虞集而翻刻，题为《杜工部七言律诗注》等，以致谬种
流传不绝。参看程千帆师《杜诗伪书考》及周采泉《杜集书录》。
① 仇注所引与今本《杜臆》有较多异文，其原因或为仇氏所据之本为别本。或为仇氏引用时有所润饰、改
动，详见顾廷龙、刘开扬二先生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杜臆》所作的前言。
（二）《钱注杜诗》二十卷
钱谦益笺注，初刻于康熙六年（1667），名《杜工部集》，后中华书局
排印本改题今名。钱谦益才大学富，精研杜诗数十年，且与朱鹤龄因注杜愤
争而交恶，②故对此书反复推敲，死而后己，所以此书确为钱氏的精心杰构。
钱氏对宋代旧注之芜杂繁复极为不满，故极少采录，全书之笺语大多出于本
人深思的结果，尤其注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钩稽考核来阐明杜诗
大旨。关于杜甫的交游及唐代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的笺注也确凿精审，学
术价值很高。书中仅录白文的杜诗达五百多首，绝不烦冗。钱氏自己对书中
关于杜诗讥讽玄肃之际史事的阐述最为得意，在序中引其族孙钱遵王之言“凿
开鸿蒙，手洗日月”云云。我们认为钱氏的目光确很敏锐，例如《诸将五首》
的笺注就极为深刻，但他有时也失于求之过深，如他把《洗兵马》全诗主旨
解成讥刺肃宗就大谬不然（参看第二章第二节）。此书在清代曾遭禁毁，但
禁而不止，流传至今，是一影响深远的杜诗注本。
（三）《杜工部集辑注》二十卷
朱鹤龄撰。朱氏初应钱谦益之请，欲以钱笺与已注合成一书，后因意见
不合，乃自成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朱氏是清初经学家，腹笥甚
富，著作等身，此书又曾经百余名学者的参订，故并不象钱谦益所说的是“旨
趣滞胶，文义违反”（《草堂诗笺元本序》，《钱注杜诗》卷首），而是很
有价值的一种注本。此书的优点在于，它对宋代以来的旧注作了较全面的整
理，既不象宋人集注那样一味求博而兼收并蓄，也不象钱笺那样摧陷廓清而
所余无几，繁简适度，取舍甚当。此外，朱氏对杜诗中典故成语的注解极见
功力，征引类书之广博连钱谦益也颇为心服。对唐代史实、地理之考订，朱
注也时有新见。朱注对后来的注本如《杜诗镜铨》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仇兆鳌撰。此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写成进呈，后经增补，至康熙
五十二年（1713）改定刊行。此书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其长处在于详
尽，几可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之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
采摭甚丰，许多罕见之书 如《杜臆》就是靠仇注的引用才为世人所知。其短
处是繁琐冗沓，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段意也嫌琐碎。此外，仇注是清代
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杜诗注本，可见它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承认。全书中
处处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陈腐，是一大缺点。清未施鸿保撰有《读杜
诗说》一书，专纠仇注之失，可参看。
（五）《读杜心解》六卷
浦起龙撰，初刻于雍正三年（1725）。此书注释极为简明，于旧注多取
钱、朱、仇三家，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它的重点在于解，以史证诗，对
杜诗旨意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论《后出塞》所咏之人出于虚构等。在
分析段意方面，浦注颇能提纲挚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仇注
分成十段，甚为琐碎，而浦注分成三大段，简明扼要。然而浦注缺点也不少，
首先是编次凌乱，以诗体分成六卷后又各自编年，体例欠善。其次是评说章
法时颇染八股陋习。其三是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之陈腐一如仇注。
（六）《杜诗镜铨》二十卷
② 关于钱谦益与朱鹤龄开始时合作注杜后因意见不合终于各刻一注的过程，洪业先生庄《杜诗引得序》中
叙之甚详，可参看。
杨伦撰，初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清代重要杜诗注本中，此本
最为晚出，故能参酌众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立论亦平正通达，较少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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