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储光羲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
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
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
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关于这四首诗的优劣，后人曾有不少评论。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独擅胜场，
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明人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即用教乘中语义。
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 .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
不可为法。”自注：“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
‘望陵寝’、‘叹稻粱’等事，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
（《唐音癸签》卷四）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
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
的。诗人并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
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象杜诗中用“方
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
① 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天宝十一载，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论之甚详，诸家年谱也无异说。
②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
用“教乘中语义”，就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
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
况且当诗人们登上慈恩寺塔的那个时候，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当
时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世界（不仅指自然景物）已经不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
画面。针对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震亨的话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他
论者对这四首诗的评论大多着眼于艺术水平之高下，兹不赘述，因为我们在
这里只想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高下异同。
如前所述，天宝十一载时杜甫正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陆游
为其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
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
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剑南诗稿》卷
一六）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
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
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
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
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
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①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
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
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
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
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
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
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
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
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
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
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
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
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
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
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
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
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
① 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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