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凤凰，梁同学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没那么容易。例证之一是，一次，他回广州过周末，顺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当他抱了一摞唱片准备结帐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怎么梁冬也买盗版碟啊？”顿时，梁同学冷汗横流，丟下唱片，仓惶而逃。
例证之二是，初到凤凰的梁同学，年轻的心灵也曾经倍受摧残。他不仅获得了梁继光的别名（取堵枪眼之意，无论什么节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学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还明明对体育不感冒，却被硬生生地拉去做体育新闻。
一天，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梁同学用他那全中国主持人中最不标准的普通话（方言主持人除外），将“女子杯世界足球赛”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来。同事听到后，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走出演播室，梁同学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学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内心尴尬万分），随口说：“这没什么啦，我以前还曾经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念成过卖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偶尔，他们的表现也会南辕北辙。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的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我和曹先生去现场观看超女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刚刚升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嘉耀竟千里迢迢从香港打来长途，并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痛心疾首、语重心长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严肃的专题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去追捧超级女声呢？这实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识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这就是嘉耀吧，连开玩笑都一本正经！
其实，梁冬毅然决然地另谋高就，担任管理职务，是早有苗头的。那年在台湾，大家去逛诚品书店。蓓蓓姐抱回了几本讲述养生之道的书，我则收罗了一大堆关于西藏的书。当我们发现梁冬如获至宝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着的居然是厚厚几大本管理学专著时，大家立刻面面相觑，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额头，说一句：梁同学，你没事吧？
如今，梁冬贵为梁总，嘉耀贵为董台，对于这对活宝来说，我想升官发财倒是其次，关键是，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因距离而产生美了。
名 字
连载（三十）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则叫做“子墨”。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倍受摧残。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恶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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