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妇唱夫随嘛，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林徽因说。
大家都笑起来。
林徽因又转向萧乾：“我觉得你那篇小说，最成功的是调动了艺术感觉——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钢琴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的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魂中的灵感。这段文字真是精彩极了。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艺术家的触角。一个作家，在生活面前要有昆虫那样一百对复眼，因为你需要发现的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发现人生存于其中的多种形式、声韵和颜色。在感觉过程中，甚至色彩感比正误感更重要。”
太精彩了，萧乾差点喊出来。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就这样会心地交谈着。更多的时候，是林徽因在眉飞色舞地讲，大家在恭恭敬敬地听。
时间飞快地在窗棂上流逝。萧乾举目窗外，觉得院里那株丁香树，在一个瞬间重新挂满了花朵，那锋利的香气，弥漫在全部天空中。
慈慧殿三号。
这是朱光潜和梁宗岱在景山后面的寓所，也是与“太太客厅”同样有影响的文化沙龙。这个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因此又称“读诗会”。林徽因也是这里的主要参加者。
这个沙龙的成员有冰心、凌叔华、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孙大雨、周作人、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萧乾，还有英国旅居中国的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等人。这个沙龙，实际上是20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的继续。
沙龙主持人朱光潜，笔名孟实，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法，并只身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归国后，应胡适之聘，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朱讲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同时，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处，主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
“读诗会”对沙龙成员的吸引，在于它形式的活泼，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争论问题。
这不是，林徽因和梁宗岱又争论起来了。
起因是为了梁宗岱刚刚朗诵过的一首由他翻译的瓦雷里的诗——《水仙辞》。
林徽因语言的锋芒总是那么尖锐，一点也不顾及梁大诗人的面子：“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意象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地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蒂耶的《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段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12头小猪崽子统统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什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鹳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著名的‘米纳夫盾’的吗？”
梁宗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额角的青筋鼓涨着。才高气盛的梁宗岱，现在担任着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在留学法国期间，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梁宗岱曾在课堂上亲耳聆听过瓦雷里讲授《水仙辞》，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梁宗岱高声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娟娟倩形！
／我摇曳的银臂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恰恰是你错了。”林徽因也提高了声音，“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
梁宗岱那颧骨很高的脸上泛着光泽，他的一双大手不停地搓着：“林小姐，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作品中所注重的，是感性与理性、变化与永恒、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冲突的哲理，这才是美的真谛。我认为美，不应该是唯美，一个诗人，他感受到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芬芳一样。”
林徽因也站起来：“我想提醒梁诗人，诗歌是诉诸灵魂的，而灵魂既可以是肉体的囚徒，也可以是心灵的囚徒。一个人当然不可以有偏见，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一百年以前就指出过，一个人的偏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一旦有所偏见，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争论。
第一次参加这个沙龙活动的萧乾对沈从文说：“他们吵得这么热闹，脸红脖子粗的，你怎么不劝劝。”
沈从文摆摆手：“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让他们尽兴地吵，越热闹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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