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我居然证实:爱情，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原动力!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她居然把我折的一只鸟，送给另一个女生。
我很不高兴，整天不理她。
她急了，用很快的速度向我解释，快得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扮了个鬼脸，在我贫乏的词汇里，想找一个恰当的字。我终于想到电视上，当人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 “我恨你!（I hate you!）”
她突然呆住了，眼睛里涌出泪水，猛转身，冲出教室。
我没有向她道歉，直到看见她放学时，扔掉了所有的折纸，才意识到———我说错了话。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家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湾边（Bayside）。
最后一天，老师代我发饼干给每个小朋友。
然后，全班排成一列，跟我握手道别。
这时候，我已经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并说一大堆感性的“离别赠言”。
但是握到莉莉的手时，我沉默了，眼睛又转向地面，好像我上学的第一天一样。
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有一个暑假，在圣若望大学修了几门课。
每次去学校，巴士都得经过“圣家小学”，使我想到玛莉修女如何教我们过马路，普兰蒂老师怎么要我们排队上厕所。
每次，看到有褐色鬈发的女孩上车，我的心都一惊，觉得那会是莉莉……
滚回去，清国奴!(1)
· “在美国，除了早有的种族歧视，也有许多复杂的情结。”
· 种族歧视常不表现在外面，而表现在骨子里，尤其对弱小的老人和孩子，最没顾忌，也最猖狂。
爸爸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好远!但是我也要去。
来美国的第一天，奶奶亲自下厨，做她的拿手菜，傍晚，红烧肉的香味，飘满了后面的小巷子。当天路过的人，大概都猜到———有家中国人搬进来了。
第二天中午，有个警察来按门铃，说邻居告我们的垃圾太臭，以后只准在收垃圾的前一天晚上，把垃圾桶拿到门口，而且要把盖子盖好，免得狗来翻。
据说狗只要吃过中国人的食物，就再也不爱吃“狗罐头”了。
警察留下一张罚单。老爸回家跳了起来:“我前天还看到对门邻居，一大早就把垃圾拿出来。为什么专罚我们?”
后来我猜，告我们的八成就是对门。
每次我经过对门，里面的小孩就会对着我喊。
我听不懂，对他们笑笑。
他们居然用手把眼睛拉成细线，再龇成暴牙的样子，发出很奇怪的“ji ji ga ga”的声音。
“他们是在嘲笑中国人。”老爸说，“小孩子，不用理他!”
可是才不久，有一天球滚到了对街，我过去捡，正巧那家女主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她居然站起身，指着我家，对我吼。
我听不懂她说什么，但是看手势也知道———她要我滚回家。
晚餐桌上，我告诉老爸。
老爸站起身，把筷子扔在桌上: “走!拿着咱们的羽毛球拍，趁天没黑，到对街打球去!”
我去了。打得很烂，担心对面人家会出来骂我们。
很安静。他们只是躲在屋子里，从窗帘后面偷看。
“你好好练球，不要丢人!白人很现实。如果你是黑人，搬到他家旁边，他会恨死你。但如果你是得诺贝尔奖的黑人，他会主动跟你打交通，然后逢人便介绍，说你是得诺贝尔奖的人。”老爸强调，“得诺贝尔奖的黑人不算黑人!”
我听不懂，但感觉到了。
才过几天，就有一对黑人夫妻来按门铃。他们穿着整齐，谈吐也很亲切。老爸说他们是来问我们，会不会反对他们搬到附近。
“美国蓝天绿地，自由民主，你们为什么要问我呢?”老爸笑道。
“为了我们的孩子!人们可以不接受我们，但希望大家能接受孩子!”黑人夫妇说。
我渐渐了解他们的道理。种族歧视常不表现在外面，而表现在骨子里，尤其对弱小的老人和孩子，最没顾忌，也最猖狂。
有一天，我在门口扫落叶，一辆车疾驶而过，里面一大堆年轻人，伸出头，伸出手，伸出中指，对我吼: “滚回你的老家!清国奴（Chink）!”
我吼回去，他们已经跑远了。
还有一次，我在做功课，突然听奶奶在外面惊叫，冲出去，看到对街几个白人小孩，正隔着马路，对奶奶扔石子。
我爆炸了，把石头甩回去，向他们大骂。
“有种就过来!”他们叫。
奶奶拼命抓住我，把我拉回家，我气疯了，狠狠地捶打墙壁。
奶奶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老妈。她说:“不用提了!冤冤相报，没完!”
老爸自己，又何尝没遇过这种状况?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别人淡淡一句话，都可能让他记一辈子。
他说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演讲，美国听众居然问:“台湾有没有冰淇淋?”
还有一次，老爸在前院剪草，一辆车子停下来问路，老爸正为对方在想，车子里面居然有个人大叫:“不要问他，他知道什么?日本人!”说完，连个谢字也没有，就掉头而去。
“在美国，除了早有的种族歧视，也有许多复杂的情结。”老爸说，“譬如家里的父兄、子弟，二次大战被日本人杀死，或后来死在韩国、越南。那种恨，是埋在心底的。他们分不清你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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