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安寨垦这样的波兰人物，为什么宁愿在LA过这样的生活？答案渐渐浮现了——
安教授兴致高昂，酒越喝越多。他从拥挤的书架上搬下来好几册剪报，让我们看他当年得了奥斯卡以后，是多么风光地要从波兰进攻好莱坞。
简报大部分是波兰文，我们都看不懂。安寨垦又搬下来几册电影剧本。
“波兰！伟大的国家！痛苦的国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波兰被侵略得这么悲惨？！这些故事有人好好拍过吗？没有！
“这难道不可惜吗？太可惜了！
“谁，最适合拍出波兰的苦难？除了我，安寨垦，还有谁？！”
安教授有点醉了，拍着胸脯，舌头变大，但还是像活过来的贝多芬头像。
这时，贝尔同学翻到了一本很旧的德文电影特刊，贝尔略懂德文，他看着这本特刊的封面，轻轻碰碰我，指指封面上的女明星，说：“柏林影展的影后。”
我点点头，我们两人的动作却被安寨垦瞧见了，他激动地一把把那本特刊抢过去，秀给大家看——
流出波兰去(3)
“柏林影后，美丽吧？！而且，是最好的女演员！带给我电影灵魂的巨星！”
安寨垦说到这里，刚好忙到很狼狈的安师母端了一大盘点心上桌，安教授立刻用力抱住师母肩膀，把特刊放在师母的脸旁边，得意地喊叫：“看哪！我一个人的柏林影后！”
我们这才惊觉特刊封面上艳光四射的女星，跟安师母是同一个人！
师母却被这个举动惹毛了，她眼泛泪光，恨恨地骂了一句波兰话，用力拂开安寨垦的手，抢下那本特刊摔在桌上，转身回厨房去了。
安教授后来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失态过，他整学期都以高昂的波兰热情、浓重的波兰口音，教导我们他相信的导演手法。
但我们知道，他体内仍然跟他的学生们一样，燃烧着熊熊的电影梦想吧。
死蛇浪中活
我进UCLA电影所以后，才算开始了我的劳力生活。
除了搬运、做道具、做服装，算劳力的事情外，剪接其实也是很费力的手工活。
剪接的第一步骤，是选片段，选片段有多累，要看你拍的时候有多疯狂。拍《发条橘子》的美国大导演库柏立克，据说同一个表情，可以叫演员演五六十次，演到演员脸部肌肉抽筋为止。
要从“五十次哭”当中，选一个“最适合的哭”出来，这是剪接的第一步。
本班的暴力派导演锐斯同学，只要拍到暴力画面，总是情不自禁，叫演员一演再演，要不是财力有限，底片不够，我看他是很乐意每个杀人镜头都拍它个三百遍的。锐斯这样歇斯底里地拍，进了剪片房以后，当然挑片段就会挑得很累。有一次我陪他挑一个女主角被刺杀时，脸部痛苦表情的特写，这个镜头，锐斯叫可怜的女主角演了三十次，拍到后来，女主角根本不必演，看起来就已经是一脸要死的表情。锐斯进了剪片房，却看得津津有味，“咦，这一次两排牙齿间的口水没有牵丝……”“咦，怎么这一次口红被口水洗掉一小块？……”
可是，即使热爱暴力如锐斯，翻来覆去地挑到后来，也濒临精神错乱，喃喃自语，两眼发红。
好不容易，他总算把三十段影片来来回回算看够了，小心翼翼地挑了他自认为最最最满意的一次出来。他很珍贵地把这段影片，挂在他专属影片大篓的钩子上。
接下来，锐斯跟我出去吃饭了。等我们吃完饭再回到剪片房，发现房间竟然被锁住了，我们敲敲门，过了半分钟，门才打开，只见公牛同学神色有点不自然地跟我们点个头，走了出来。锐斯往剪片房里走，，却又撞上另一个人，是长发散乱的葛洛丽亚。葛洛丽亚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对我眨眨眼，露出顽皮的笑容，也跑出去了。接下来，只听见锐斯一连串脏话爆炸开来，我跟进去一看，只见锐斯的大篓子被撞翻倒地，片子一段一段的，散落一地都是，锐斯千辛万苦才挑出来的那一段，当然也混在里面，如同一滴水回到大海之中，看来锐斯不免又必须重新欣赏他那位可怜的女主角惨死三十次的表情了，而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挑到原来他挑中的那一次。
至于，公牛君和葛洛丽亚，在剪片房里做了什么，会把这么大个影片大篓子给撞了个碗底朝天呢？我回想起开学时，葛洛丽亚跟我说过她以前跟公牛君“认得”，这学期她会找机会跟他“相认”，让他想起她是谁来……照情况看起来，公牛君应该是恢复记忆了吧。
浪人之心愿(1)
放四天假的长周末，有钱的莉莎邀几个同学去华盛顿住她家的豪宅，被邀请的人里面，有一位娜塔夏，来自俄罗斯，到UCLA念国际法。娜塔夏很壮硕，常把莉莎衬得很娇小，莉莎跟她很不错。
我们飞到华盛顿以后，几个人各自计划要去不同的博物馆，麦锁门要去航太博物馆看登月小艇，狄明哥要去历史博物馆看爱斯基摩人的海豹骨独木舟，我要去国家画廊看波提且利和范艾克的画。娜塔夏说话了——
“我不要去看博物馆，我也不要看画。”她说。
“那你要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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