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仲舒而至司马迁，在想到司马迁的家学影响之外，还得考虑到他曾经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这大概还能推论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史记》很难免会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毕竟公羊学正是当时显学。68
表－“十二次”，引自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谓‘十二次’，是古人发现木星十二年绕天区一周，就将天球赤道、黄道附近的一周天自西向东，以二十八宿为标志分为十二等分，用星纪、玄枵等命名，与国相对应，称为十二次。……有了这样的对应关系，古人就可以把天象与人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69
这十二次名号之中，最为现代人熟悉的除了“寿星”，恐怕就只有一个“大火”了，即“七月流火”之“火”。
二十八宿
斗牛女
女虚危
危室壁奎
奎娄胃
胃昴毕
毕觜参井
井鬼柳
柳星张
张翼轸
轸角亢氐
氐房心尾
尾箕斗
十二次
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国名
吴越
齐
卫
鲁
赵
晋
秦
周
楚
郑
宋
燕
这类观念并非只在汉代及汉前才有，明代瞿九思《春秋以俟録》以《春秋》十二公配十二月，以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节气；黄道周《春秋揆》把《春秋》当作日晷来作解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运算，得出圣人再临、天地再辟的推论，神奥无比。70就连黄宗羲也怀着忐忑的希望，在“十二运”的玄理当中静侯二十八年之后能有治世的降临。71
在数字上对自然的模仿，仅在中国史视野之内来看，既可以说是古人的迷信附会，也可以说是祖先们超卓而独特的智慧，但若拓宽视野，就会发现此处如是，别处亦然。——“正如亚理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样：‘他们依一年四季之例结合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为三区，共得十二区，有似一年的月数，这些区被称为三一区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数，每一氏族则包括三十人。’”72
再者，人类学家也给出了时代虽近、形式却古的另一番描述：
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找到了解释。“事实上，关于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于孪生的观念所作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可以发现。最著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tao道），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73
这种种说法，直如邵雍诗“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74的注脚，又如吕祖谦所谓“天下事必有对，盛者衰之对，强者弱之对”，75张载“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76这些著名的哲学命题现在看来只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也无疑都对思考“十二公”问题有些或多或少的启发（连带也会看淡一些《周易》的神秘主义气氛）。但反观张政烺的推论，其中显然也预设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春秋》确实是孔子所作，因为，如果《春秋》只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记载下来的一部国史，又怎么可能如此巧合地呼应了这个“天之大数”呢？所以，《春秋》必定是孔子按照这个思路来创作或者统筹编纂的。即便退一步说，《春秋》并没有孔子的手笔，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编者在。——这又是一个麻烦而且宏大的问题了。
至此，遗憾的是，对于始隐问题，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带着证据的答案）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而已，终究缺乏铁证。那么，其他答案又如何呢？
答案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择其大略、挂一漏万罢了。历来解经著作之中，尤其以解读《易经》和《春秋》者为多，究其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过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四库馆臣在筛选《春秋》类书目的时候，就感慨着历代相关著作以胡说乱讲的居多，但这些书数量又多，流传又广，既然“不能尽废”，就只好小心筛选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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