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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24)

  无论封建社会还是集权社会,外藩势力不可过强,这是一则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下,许多人都有着制度决定论的认识——儒家经常在讲以德治国、修齐治平,还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治哲学,如果全然如此的话,共叔段也好,秦王也好,只要是个有德之人,那就尽可以把最肥的地盘封给人家,而事实上,许多人都认识到,无论受封之人有德还是缺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治哲学在这里将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风险。这就像前文讲过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一样,一种看似制约创造力的、会埋没优秀人才的保守而近乎陈腐的制度,其意义不在于做到最好,而在于避免最坏。所以,重大问题还是得照章办事,别说疑人不用,就算不疑的人也一样不用。这就是礼制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先秦时代的贵族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的,也是后来的一些儒家知识分子们心知肚明的,就像现代人可以举出无数理由来证明圣主独裁远胜于民主制度但依然会选择后者的道理一样。

  当然,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集权时代,以德治国更是要加以强调的。山河险要不可恃,政治英明更重要。这也是中国传统上一个恒久的政治命题,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地利不如人和”,1119用吴起的话说就是“在德不在险”1120,在具体事例上的比较,前者如秦始皇大修长城,后者如康熙朝的民族政策,仅就对这个具体问题处理上的技术手法而言,满清无疑更加接近于传统的儒家观念。

  郑庄公明确回答:制地不能给,别处随便挑。这充分可见制地在郑庄公的心目中占了多大的分量。

  制地为虢国故都,《水经注·济水》引司马彪《郡国志》“县有虢亭”,说这里就是汉代俗称的平咷城。考古队于此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九百米,东西宽约七百米,还在陶罐上发现了“平兆用器”的戳记,有学者推测这就是当初的虢国故都。这里山河形胜,地处要冲,是一处易守难攻而极具战略意义的兵家必争之地。1121

  一般来说,作为封地,更重要的是该地段的富饶程度,毕竟是子子孙孙世代沿袭的。但姜氏为小儿子请封制地,这个制地却绝对不是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据《战国策·韩策一》,晋国大族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了智伯,胜利者们准备瓜分智氏的地盘,韩康子手下的段规劝谏主公道:“分赃的时候一定得把成皋搞到手!”

  韩康子很是疑惑:“成皋是个石溜之地,只有石头没有土,水都存不下,这种地方要它干吗?”

  段规说:“如能得地势之利,巴掌大的地方能牵动千里之地的得失(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如能出其不意,万人部队就足以打垮三军之众。您如果听了我的,取下成皋,将来一定能够取得整个郑国的土地。”

  两人对话里的这个成皋,这个“石溜之地”,就是当初姜氏给叔段请封的制地。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区域,制地、虎牢、成皋,1122都是这里。这样一块地方不会有什么物产,疼爱小儿子的姜氏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它呢?原因也许正像段规对韩康子说的,制地是“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后来,韩康子果真取得了成皋,也果真从成皋开始终于吞并了郑国。112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一》推虎牢关为河南重险,又把历代的虎牢之战作过一个非常详细的罗列,最后用吕温的虎牢关铭文的八个字煞尾:“锁天中枢,控地四鄙”,1124大见险要。

  《水经注》说成皋县的故城就在嵩山余脉的大伾山上,带河山之险,城高路崎,1125又引《穆天子传》,说当初周穆王在郑圃打猎,有高手生擒老虎来献,周穆王命人把老虎装在笼子里,囚在东虢,此地从此便有虎牢之称。1126

  《穆天子传》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虎牢之得名基本应该是在西周时代。虎牢、成皋、制地,还有夏商之成、金文之城虢,稍稍宽泛来讲都是同一个地方,“东虢一名成皋,又名虎牢,三者字义相通、互相关联,实为一体,所以虎牢即成皋,成皋即城郭,城郭又可读为城虢,城虢即虢仲所封的东虢,东虢也应是金文中的‘城虢’”。1127这里早在郑庄公之前就是军事重镇,郑杰祥认为是夏王朝的东方门户,商汤与夏桀曾经在此大战,即《吕氏春秋·简选》里说的商汤统率战车七十乘、敢死队六千人,与夏桀在郕地交战之郕。1128商汤战胜之后,由此进入鸣条、攻入巢门,灭亡了夏朝,1129就像千年之后韩康子也是从这里开始了吞并郑国之路一样。

  晋楚争霸的时代,制地也是一个焦点,占领制地不但会拥有一个南北交锋线上的精良要塞,更可以由此而宾服郑国。顾栋高以一首七言绝句概括之:“虎牢天下据中枢,南北东西孰敢逾。服郑制荆成晋悼,韩侯从此启雄图。”1130

  (四)京邑

  制地,没有多大的经济意义,却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于此地请封,难免不让人怀疑有篡逆之嫌。

  郑庄公婉拒了这个请求,随即开出了一个极其优厚的条件:“只要不是制地,其他地方随便挑。”姜氏也没有坚持,退而挑了京地,叔段便受封于京,称为京城大叔。——“大”字通“太”,读音也作“太”,大叔就是太叔。至于叔段为什么被称为太叔,事有两说:一是杜预说“京城太叔”这个称呼表明了叔段极端受宠,在郑国是个很醒目的角色,1131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就承袭杜预之说,并且从中看出了叔段的“威焰逼人之状”;1132二是顾颉刚说叔段受封京邑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少年,称他为京城太叔是因为他是郑庄公的大弟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采用的就是顾的说法。1133还有一个疑问是:叔段是老二,按排行应该称仲而不是称叔。所以,叔段之叔也许不是“伯、仲、叔、季”之叔,而是叔父之叔,或者是男子之美称,113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135和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叔”字为字。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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