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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51)

  獒犬没有得手,宫中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便一拥而上。眼看形势危急,武士之中却有一人当先而出,把赵盾扶上了车。赵盾忙问:“你为什么要救我?”武士答道:“当初我在桑树下快饿死的时候,是您给了我食物,救了我的命。”赵盾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武士答道:“您赶紧上车逃命吧,何必问我的名字!”赵盾于是驱车出了国都,众武士也一哄而散。

  晋灵公众叛亲离、不得人心,赵穿起而杀之,然后迎回了赵盾,与他并立于朝,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1372(案:何休说《公羊传》这里要阐明的意思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赵盾回朝,恢复了大夫之位,却不惩治弑君的赵穿,所以史官才会记载“赵盾弑其君”。1373)

  《公羊传》的这段记载,风格近似《左传》,叙事细节上却与《左传》大有出入,两相比较之下,明显感觉出是同一个事件的框架被付诸不同渠道的传闻。比如獒犬被杀那段,《公羊传》里赵盾说“君之獒不如臣之獒”,《左传》里的赵盾却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片言之差,赵盾形象大异。再如《公羊传》里受赵盾一饭之恩的那位无名武士,《左传》录其名为灵辄,徐仁甫排比分析,以此为《左传》作者时代在刘向之后的一则证据。《左传》的身份受人怀疑,真可谓源远流长。1374

  再看《公羊传》的这段记载,称得上栩栩如生,正邪分明,如同小说一般,其道德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即:晋灵公无道,不得人心;赵盾仁义,大得人心。但即便如此,即便弑君之人不是赵盾,史官仍要把罪名加在赵盾头上,其意图据何休解释也很明显:“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这话虽然简单,却是儒学里的一个高难度命题。汉景帝时《诗经》博士辕固和很可能是黄老一派的黄生争论汤、武受命的问题,黄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帽子就算破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就算是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上,这就是上下之分。辕固反诘道:“难道本朝高皇帝代秦而立也错了不成?”此题无解,汉景帝作了一个巧妙的结论:“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就给帽子和鞋子的关系问题设置了一个学术禁区。1375

  但如果向上追溯,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关系是相互的;孟子讲贵戚之卿对无道之君有权废之而另立,即便是五德终始说,也讲天命循环。再来比照“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后者显然是顺应新时代的一种修正主义了。既然对臣子的要求格外严格,赵盾弑君的罪名倒也是可以成立的。

  (三)志同则书同·矫枉过正

  《春秋》判断是非,是看动机而不是看结果,所以才有“《春秋》原心定罪”这个说法,赵盾到底弑没弑君,得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动机,而《榖梁传》恰好用问答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诛心之论的正当性:

  问:晋灵公明明是赵穿杀的,《春秋》却说是赵盾杀的,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为了谴责赵盾。

  问:为什么要这样来谴责赵盾?

  答:晋灵公用弹弓射大臣来取乐,赵盾劝阻无效,于是逃了出去。后来赵穿杀了晋灵公,这才叫回了赵盾。史官董狐在史册上把赵盾写作了弑君的凶手,赵盾觉得很冤枉,而董狐说:“你身为国之正卿,劝阻国君无效就外出逃亡;逃亡就逃亡吧,却又不走远;等国君被杀之后,你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就表明你和赵穿的弑君想法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有同样的弑君想法,史册上就会记载其中身份最高的人,而身份最高的人不是你又是谁?”所以《春秋》也记载赵盾弑君,这也是为了表示罪责在臣子的那边。所以说,在《春秋》里看赵盾,可以看到忠的极至,看许世子止,可以看到孝的极至。1376

  “三传”虽然在史实的记载上有些出入,但对事件的评论基本上并无二致。而《榖梁传》清晰地提出了一个史书概念:“志同则书同”,这个“志”和《左传》评郑伯克段的“谓之郑志”的“志”是一个意思,表示意志、心愿。“志同则书同”,是说史官在记录事件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意愿,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打算,一个当真着手去实现这个意愿了,另一个则只是想想而已,但对于史官来说,这两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样的,所以会在史册上以同样的文辞来记录这两个人。

  这样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完全罔顾事实的史录方式却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而所谓“书法不隐”,也就是秉笔直书。这样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被后代儒家发扬光大,而以宋人此风尤重。1377章学诚谓“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1378《春秋》堪称后世史书之本原,但这也提醒我们:古人所谓的秉笔直书和现代意义上实录并不一样,史书的可信度也不是那么让人放心的。

  对行动与现象要追溯本质动机,汉儒在这一点上主张最力。审案子要援引春秋大义,所谓“《春秋》原心定罪”,如果动机不同,那就可以同罪不同罚;1379修史也要探究历史当事人的心理,做到“志同则书同”。

  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推究赵盾的用心,似乎看不出他真有弑君的动机。回过头来再看《公羊传·宣公六年》对赵盾事件开始处的一番问答,问者说:“《春秋》前文不是说过赵盾弑君,他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难道没被治罪吗?”答者道:“因为亲手弑君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显然,按照“志同则书同”的标准,这个解答还远远说不上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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