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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73)

  对胡、陆两说联系时局,问题出现:夷狄之人如果也讲礼义了又该如何?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北宋名相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称辽与西夏“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中国的文明优势人家应有尽有,而人家的劲兵骁将又为中国所不及,这样的夷狄已经远远不是上古的夷狄了。1531

  元代的华夷问题更加趋向于以文化而非种族为标准,所谓“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1532天下自当有德者居之、有德者治之,而这个“有德者”不一定非得是中国本土之人,1533而明初大儒宋濂《进元史表》径称元朝“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1534至于历代科举之比较,“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1535如此则元明易代实为朝代更迭,而非驱逐鞑虏。

  更有甚者的是,宋金对峙期间,在北方推行儒学仁政的金世宗大行儒家仁政,居然获得过“小尧舜”的称号,1536那么,蒙元只要有了“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不也就由夷变夏了么;反之,华夏若是消沉,也会堕落为列国之一,甚至成为夷狄。1537但是,如果说元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层面上已经成功完成了由夷变夏的过程,于是得到了汉人知识分子的认可,但至少在谢枋得那个时代里事情恐怕还不是这样。

  从欧阳修所修的《新五代史》的遭际上似乎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这部《新五代史》是以《春秋》笔法和尊王攘夷的主旨而著称的,入南宋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当时宋、金两国南北对峙,北方的金国明令废除《旧五代史》,只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南方的宋国正值理学盛行,也很推崇《新五代史》。南北两方,一夏一夷,怎么可能在史观上如此不约而同?攘夷的思想难道就没有令金国感觉难堪么?——柴德赓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答案是:“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欧史,以为女真与契丹相类,提倡欧史,于女真没有什么好处。原来照欧阳修的主张,即使‘夷狄’入于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金章宗提倡欧史,有益无损。”1538

  君臣之节,即范质的那个难题。在易代之际,即便是以夏变夏,臣节也依然要守。这问题到了清代,由陆世仪给出了一个方案:新朝当以学校安置前朝故老,敬之以师而非君之以臣。这是一个两全的方案,毕竟“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1539

  异族入主中原,总会遇到统治合法性论证的问题,旧有的春秋大义便难免遇到新的挑战,或被赋予新的解释。

  (四)明代:靖难之变与克段新解

  明代是经学的喑哑期,思想高度统一了,难免会失去一些活力。顾炎武描述这一时代的风气:自宋末至明初,是经学人才鼎盛的时期,接下来就是八股文大行而古学因此荒废,官定的《四书五经大全》统一思想而经学因此衰亡,方孝孺被诛十族而臣子的节操自此而变。洪武、永乐之间实在是世道升降的一个转捩点。1540

  顾生当明、清易代的乱世,萦绕于心的难免是明朝何以败亡的原因。他也和当时许多汉人知识分子一样把这个原因追溯到了明朝初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八股取士和《四书五经大全》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上统一了思想,1541杀方孝孺十族为世人展示了骨鲠之臣的悲剧下场,前者利诱,后者威逼,人才奴才化似乎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人才更关心理想,奴才更关心活命,这也是人之常情。

  甲申变后,南明弘光小朝廷瑟缩南京,在为时不过一年的统治里,诸多政治举措屡屡遭到时人乃至后人的诟病,被誉为德政的大约只有一项,即恢复建文年号、补谥逊国文臣。这一补谥就一下子补谥了七十五人,方孝孺名列第一,被谥为文正,1542这是文臣的最高荣誉了。此时距离当初的靖难之变,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十五代明皇世系,历时已愈二百年。

  虽然这个补谥工作很有几分仓促上马的嫌疑,1543但考虑到当时强敌环伺的动荡时局,即便补谥有些错误也并非不可原谅,然而,由强敌环伺这一实情所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刻里,恢复建文年号与补谥逊国文臣这样看似远非当务之急的事情会在士人心中具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难道给二百多年前的那些政变死难者平反要比赶紧整军经武以应大敌还来得紧迫不成?

  也许这确是当务之急——可以参考此一举措的先例:宋代对元祐党籍学术之禁的恢复、对司马光的平反,便是在风雨飘摇的靖康年间。1544

  无独有偶,在弘光小朝廷很快覆亡之后,南明的另一支短命政权——远在更南的福州的唐王隆武朝,竟然也出台了相似的政策:恢复建文年号,为方孝孺建祠堂祭拜,更有甚者的是,还铸了永乐名臣姚广孝的铁像跪于方孝孺祠堂阶下。这很容易便让人联想起西湖边上岳飞墓前的秦桧铁像,二者仿佛如出一辙,旌忠惩奸之意昭然于天下。而在这个时候,清军已经攻下浙江,早已降清的崇祯朝名将洪承畴正用高官显爵来引诱隆武朝拥有最高军政实力的郑芝龙,这让海盗出身的郑芝龙颇为动心,说到底,他之所以支持隆武政权只不过是在做一场政治投机罢了。于是,郑芝龙借口抵御海盗,在清军的前进路上尽撤关防,隆武政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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