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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8)

  所以,即便不考虑苏洵于史实上的硬伤,单是在逻辑上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不过,这篇细密的论文仍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世乱而从权,至少表面上确实有些僭越的嫌疑。这个道理可能也确实难于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恐怕就是这个道理。118

  《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这也符合孔子“名正则言顺”的主张。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纪元问题自然也应该在这权与法的范畴之内吧?但是,义理如此,事实又如何?

  5.何休的反对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天子和诸侯通称为“君”,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纯臣之义”,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119

  孔的这个说法,当本于《白虎通义》。所谓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是说诸侯与天子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天子以宾礼敬待诸侯,诸侯则列土称君,南面而治。120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的一段解释里也这样说,认为天子和诸侯职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间有着亲属关系,异姓呼为伯舅、叔舅,同姓呼为伯父、叔父。121

  “有不纯臣之义”的这个质疑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

  不但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书也有类似的性质。秦、汉以后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会,很容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时代眼光来判断古史,如薛士龙《春秋旨要序》就曾论证周代诸侯本来没有、也不该有自己的史书,他们的历史属于地方志性质,由中央政府派人编修并统辖管理。而从鲁隐公开始,改用自己的历法,编修自己的历史,诸侯的这种行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对薛士龙的这个说法,朱熹和王应麟就曾经有过辩驳。122以现代知识来看,先秦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和秦、汉以后大不一样。鲁国自然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也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123晋人乐资《春秋后传》讲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过124——这位汾王,应该就是周厉王,125其时代正是周代兴衰的一个转捩点。

  “元年”是否为孔子特笔,诸侯是否有权于境内改元,孔子以《春秋》变周正朔有没有合法性,学者们聚讼纷纭,争执不下。毕竟这都是些深刻的儒学义理问题,在古人眼里关乎国之根本,丝毫也马虎不得。

  而在考据意义上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126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与当下论题相关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作“元年”,而作“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夏代称“岁”,商代称“祀”,127周代称“年”,唐虞之世称“载”。128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129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源远流长了。

  “太甲元年”这个说法无论可靠与否,但西周肯定已经有了“元年”这个说法了。杨伯峻引舀鼎铭文“惟王元年六月……”来作说明,说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130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该是出自孔子的原创了。当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认为这是孔子原创,上文所说的黄仲炎就是一例,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说从尧舜以来一直如此。131考虑到《尚书·虞夏书》在当时的地位,戴溪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对现代人而言,尧舜时代毕竟渺茫难征,不太好说,而考察一下商周彝器,就会发现有不少铭文都只记月、日而不记年。

  在记年的青铜器当中,如西周中期的师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说法,132这里的“王”有说周恭王,有说周懿王,而这里居然也以“祀”来表示“年”,证实了前述孔安国的说法并不十分可靠。133“既生霸”是月相名称,“辛酉”是干支记日。如果把这里的“王”暂且认作周恭王的话,这句话就相当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这是一个年、月、日完整的时间记录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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