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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195)

  11 到底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还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为一桩千年公案。对两者的辨析可参考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文认为后者才是正确的说法,并认为产生前者这一讹误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笔误,因为‘左’‘右’两字的字形极其相近,手写体极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没有细加查验,记错了;再就是因为后来写史向文学方向进化而将左右史的职责渐渐相融……”另一种意见认为,事实上并无左、右史分职之事,可参考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另参张舜徽:《史通平议》,《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完全否认史书体裁之记言、记事之分的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作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为二物也。

  12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页。

  13 鲁国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还是他的父亲周公旦,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14 关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存在争议,可靠性不大,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15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晋镇南大将军京兆杜预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

  1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

  17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18 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案:为便捷见,以下但以孔颖达名之,不细辨。)

  19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疏]……《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20 [宋]家铉翁《读春秋序》,《春秋集传详说》卷首:《春秋》非史也。谓《春秋》为史者,后儒浅见,不明乎《春秋》者也。

  21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

  22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23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4 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页。

  25 [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以来之事,祖虽不及见,犹及闻而知之。过是以往,文献不足,恐失其实,故断自隐始。

  26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解云:假托云道,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案:徐彦的生平较为模糊,一说为北朝时人,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1-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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