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参见[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2页：案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史》不详太子出居何地，疑周礼出妻归适母氏，然则申后与太子皆当适申。杜预注《左传》云：“申，国，今南阳宛县”，其距东都为近。《周本纪》称申与缯、西戎、犬戎攻幽王，尽取周赂而去。是时宫室残毁，西戎、犬戎逼处郊畿，申侯奉平王即位东都，然则非平王之东迁也，去申近而因奉之以处东都也。（案：其间还有二王并立的特殊背景，详后。）
39 《宋史·唐恪传》：靖康初，金兵入汴……（唐恪）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40 [清]郭嵩焘《〈春秋〉始隐公说》，《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第4－5页：《春秋》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诸侯。周之东迁，天下无王，而霸者犹明此义，则进而与之，为天下诸侯之犹有取正也。宋儒之言《春秋》尊王黜霸者，非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之言允矣。假令平王即位之初，修明王政，以复西之旧，三代之礼乐赖以不废，而霸功不兴，圣人于此有深望焉。托始隐公者，明周之无可望也，圣人伤万世之心也。无《春秋》，则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隐而不明，而三代之所以趋于战国，其迹皆无可考。圣人一取而裁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据以正天下之诸侯者，周法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得其旨矣。泰山孙氏言“《春秋》之作，为天下无王，非为隐公也”，最为得《春秋》之义，而于托始于隐公之说无所发明。予故备论之，以明始隐公者，圣人所以作《春秋》之旨也。
41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九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页：《春秋》之作，曷为不托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曰：《春秋》，诛乱臣贼子之书也。隐公，被弑之君也。
42 参见[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257页：伯奇孝而弃于亲，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于君。”诗曰：“予慎无辜。”
43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懦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44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公羊”：《笔谈》曰：《史记年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即位。《纂例》隐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啖、赵得于何书？《盐石新论》以为啖、赵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训》，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时记录之误。安定谓平王东迁，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绝之，犹有所待焉。历孝逾惠，莫能中兴，于是绝之，所以始于隐公也。
45 [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曰：隐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周之东迁非平王之为乎？此一时也。固世道升降之一会也。自是而上进，进而升，则其极也为成康、为文武；由是而下骎，骎而降，则其极也为战国、为暴秦。世道升降之会决于此时矣……
46 [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一，“始隐”条：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将兴西周矣。兴西周之志不得行于时，而寓于《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则《春秋》者，中兴周室之书也。然则不始于孝，不始于恵，而始于隐，何哉？盖《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当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兴衰拨乱而为西周之宣王乎？初则怠矣。迄恵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讵知平王不能励精改图振刷群弊卓为贤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怠中懈，则兴西周之业尚何望哉？至隐公之世，则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纲，而天下之乱有加于前，而中兴无其人矣。夫子于是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故始于隐。非始乎隐，始乎平王之末也。谓周室至是不可不中兴矣。
47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5－287页：《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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