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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20)

  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的局面。151换句话说,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宗法社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天翻地覆,倘若还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就不免刻舟求剑的意味了。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了。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52

  这就牵涉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天命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153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54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155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156),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之道。157

  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令人感觉诧异。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158所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159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160

  但义理归义理,如果尊重逻辑的话,《春秋》在对这同一年的记载中,还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后文更有“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如果同样一个“王”字有时指周文王,有时指时王,显然违反同一律。如果强为之说,那么《春秋》在指时王的时候多称“天王”,少数用到“王”的情况,难道所指不同?——汉儒贾逵说这是不同地区的人对王的称呼不同,“诸夏称天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孔颖达作过统计,说《春秋》称“天王”二十五次,称“王”六次,称“天子”一次,三者为通称。161

  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为,如果“春王正月”之“王”真的是指周文王,这既能从正面理解,也能从反面理解。正面是公羊家之见,反面则如清代尤侗认为:《春秋》若当真这么写,就有“鱼藻之意”,孔子真敢这么作吗?162

  所谓“鱼藻之意”,《诗经·小雅》有一篇《鱼藻》,字面上赞美周武王的,而《毛诗序》认为,诗人之所以赞美周武王,是借以讽刺当时在位的周幽王,郑《笺》又发挥出“自是有危亡之祸”,孔颖达又解释说:这是诗人以武王时候的好来对比当下幽王的坏。163——的确,在政治舞台上,美化先王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隋朝大文豪薛道衡就是因为写了一篇赞美先皇隋文帝的宏文而被隋炀帝斥为“此《鱼藻》之意也”,最后下狱被杀。164

  《春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释“王”为周文王,难道孔子真有“鱼藻之意”不成?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前文中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问题是,即便庄对《公羊传》的解释堪称准确,可《公羊传》对《春秋》的解读也是准确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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