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道正统图。[宋]李元纲《圣门事业图》，丛书集成新编本。223本图所示的道统传承并无韩愈，而是从孟子直接二程。钱大昕认为“道统”一词即本于此书，与传统说法有异。224
若将儒家的政治理念层面的解释暂放一边，就史家求实的角度来看——如《史记·高祖本纪》最后总结性的评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违背了这一历史规律，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啊！
殷质与周文，《论语·雍也》讲过文、质互补之道，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依宋翔凤《论语说义》的概括，质之流弊是贵贱无等，文之流弊是以下僭上。225这套理论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其实用效果是可为后世的政治改革张本。226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讲义理，司马迁也讲义理，历史循环论如果往前追溯，孟子就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227当时或有一部以“五百”为题的著作，是以“五”为纪的循环论之始。228而今“三统”循环，虽然和孟子的话一样毫无实证依据，理论的复杂性却大大提高了一步，殷质与周文的轮回，这在汉人眼中正是所谓“天人合一”之道。229纬书之一的《春秋元命包》有“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还有“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230所以汉朝是重得天统，以补周文之弊。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历史哲学。至于忠、敬、文这三者当真能否循环，后来又有过不少争议，231但无论如何，物极必反的道理总是存在的。
关于“三统”，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曾经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232
顾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的说法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233而且，要依着“三统”理论，“春王正月”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在“三统”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234
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宋人讲“明体达用”，胡瑗的高足刘彝有过一番名论：三纲五常、仁义礼乐，这都是万世不变之常经，是为体；《诗》、《书》文献，垂法后世，是为文；经世济民，归于皇极，是为用。235此即政教之本，虽一点一滴却所关者大，不可轻忽。刘彝谈到“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当初唐朝科举取士，诗赋重于经学，余风及于宋初，这很让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这样一来，就把读书人的关注点更多地引到了声律对偶中去，圣人的体用之学却越来越少人问津了。236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废除了诗赋取士之制，尽管于致用之道未必当真有效，237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初呼声的响应，238支持者不乏其人，239甚至连政敌司马光也誉之为“百世不易之法”，只是批评王安石不该以“一家私学”作为取士标准，240而王的这一改革遂成为科举历史上唐代诗赋与明清八股之间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宋诗比之唐诗，少抒情而多讲理，尤其是爱情题材，“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241这便是经学风气的影响所致。即便是素有空疏之名的道学，对于国政的意义似乎也比文词要大，清代史家王鸣盛论及此二者，甚至认为宋代亡国有义士，唐代则无，个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学而唐代重文词。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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