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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273)

  1438 [宋]吕祖谦《东莱博议》卷一: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吾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

  1439 [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1440 《孔子家语·辩政》: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正其事以谲谏其君;二曰戆谏,戆谏无文饰也;三曰降谏,卑降其体所以谏也;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风谏依违远罪避害者也。

  1441 [宋]苏洵《谏论上》,《嘉祐集》卷九: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

  1442 [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1443 [宋]吕祖谦《易说·遁》,丛书集成新编本,第15册,第558页。

  1444 《宋史·志·选举三》:帝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

  1445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9页: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

  1446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by James T. C. Liu,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1447 《宋史·王安石传》: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薯,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1448 [宋]孙觉《春秋经解》杨时序: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谓三传异同无所考正,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遂阕而不讲,可胜惜哉。另见[宋]朱长文《春秋通志序》,《乐圃余稿》卷七:熙宁中,王荆公秉政,以《诗》、《书》、《易》、《礼》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盖病三家之说纷纠而难辨也。

  1449 《宋史·王安石传》: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另见[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536页:靖康初,用谏议大夫杨时言,停文宣王庙配享,列于从祀。建炎中,用员外郎赵鼎言,罢配享神宗庙庭。(案:杨时之力只能算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南宋对王安石的发难由来有自。参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九。另参[宋]赵鼎《论时政得失》,《忠正德文集》卷一,详斥王安石,其中有“厄运所钟,社稷不幸,乃有王安石者用事于熙宁之间,以一己之私拂中外之意。”另:杨时之言,应为痛恨蔡京乱政而殃及王安石,见《宋史·杨时传》杨时语: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1450 [宋]王安石《答韩求仁书》,《临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

  1451 金景芳:《孔子与六经》,《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1452 《明史·礼志》: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1453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四“包氏(恢)《六官疑辨》”:刘克庄曰:“宏斋包公著《六官疑辨》,盖先儒疑是书者非一人,至宏斋始确然以为国师之书。一日克庄于缉熙殿进讲《天官》至《渔人》,奏曰:《周礼》一用于新室,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皆为天下之祸。臣旧疑其书,近见恢《疑辨》,豁然与臣意合。陛下试取其书观之,便见其人识见高,非世儒所及。”上颔之。(案:稍在熙宁变法之前,李觏佐范仲淹亲历新政,也以《周礼》为蓝本。李觏为此有专著,即《周礼致太平论》,见《直讲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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