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历史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儒家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切影响着人们自身，是为前文所述的贝格尔之论，这是经学史的宗教性一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在严谨之余兼顾通俗，本书对古籍的引述大多会在正文当中取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于注释以供参考查阅。
熊逸
2008年4月
第一卷 隐公元年春
第一章 《春秋》第一义
公元前722年，即东周时代之鲁隐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之首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以上是《春秋》对鲁隐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记事，一共六十二字，平均每月五字。即便考虑到当时竹简书写远非便捷，但如果当时职业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的话，显然可以称得上轻闲。8
大约古远的年代里记事不易，故而能短则短——《竹书纪年》也是这种体例，只是时间上更加粗疏一些，大多只精确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有《编年记》，李学勤认为应该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奏疏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语中所谓的《秦记》一类的书，9从内容到形式都和《竹书纪年》很像，简略到人类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至于他山之石，汪荣祖曾举西方上古编年史为例，巴比伦人的历史记录竟然和《春秋》如出一辙：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尔集阿卡之兵，进军幼发拉底河（In the tenth year, Nabopolaasar, in the month of Iyyar, 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 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苏胡与辛达奴人未御之，献礼以谢（The men of 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 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十一月，闻阿沙锐亚之军据瓜城，拿布破沙尔率师击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n the city of Qablinu, 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击阿沙锐亚军，大败之（In the month of Ab, the 12th day, he 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d before him, 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俘虏众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n great number t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10
以上文本如果把人名、地名换掉，文字风格再稍微润色一下，插进《春秋》几乎可以乱真，只是不知道巴比伦人的字里行间是否也藏着什么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意见，这样的笔法属于史事记载的两种主要体例之一，并非全貌——《汉书·艺文志》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左史和右史的职能之分在《礼记·玉藻》里完全颠倒，11但这最低限度也能说明古代的史官有可能是存在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虽然《春秋》该不该被归到史官系统里，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清代，龚自珍提出六经是“周史之宗子”，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互相彰明，认为《春秋》是“记动之史”。12如果保守地采信此说而不作任何铺张的引申（龚本人的学风恰恰与此相反），《春秋》文辞之简约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前人简约，后人就不得不冗长了，为了搞清楚这无比简洁的记载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三传”便已经颇费唇舌，而在更后的世代里，人们为了搞清“三传”的意思，又写了无数的书，发了无数的议论，这恐怕都是《春秋》的原作者或原编者始料未及的。
（一）始隐问题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13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14，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15《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16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17——孔颖达再作阐发，18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而“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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