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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76)

  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郑玄把摄主解释成‘上卿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上卿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苏轼作结道:“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所以我一定要把问题说清!”675

  经学之争,罕有定谳。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去了——比如王守仁就持这种看法,他在《五经臆说》里如此设问对答:

  问:隐公未尝即位,元年之称从何而来呢?

  答:隐公确曾即位。如果没即位,哪来的元年?《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是孔子削去的,想让后人从中能探得其实。

  问:隐公即位,《春秋》不书,这是为什么呢?

  答:隐公因为桓公年幼而行摄政,是摄政通告天下,天下由此而知晓隐公让国之善,那些争权夺位的人会因此感到羞愧的。

  问:既然隐公以摄政之名通告天下,那《春秋》就写他摄政好了,可《春秋》却什么也不写,为什么?

  答:隐公为兄,桓公为弟,两人都是惠公的庶子,按照庶均以长的规矩,隐公自然该是国君,天下由此而知晓嫡庶长幼之分,那些变乱常法的人也会知晓什么才是对的。

  问:既然这样,隐公自当即位,而他不即位又是为了什么?

  答:诸侯立国,既要上承先君之命,又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两个条件,所以不去即位。天下由此可知父子君臣之伦,那些无父无君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畏惧。《春秋》不书隐公之即位,一可以凸现隐公让国之善,二可以分明嫡庶长幼之别,三可以树立君臣父子之伦,扬善诫恶,是非俱现,真是神来之笔!676

  《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竟被王守仁读出了这许多内容,更被发掘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实在令人惊叹,这大约都是“居静穷理”而来的吧。想到王在《送刘伯光》诗中的“谩道六经皆注脚,还谁一语悟真机”,这般学问大有禅思之妙。清代学者极为反感王学,个中原因由此也可见一斑。至于隐公未受王命,确是承自旧说,如程颐《春秋传》有过详解:诸侯即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命,隐公缺少这道手续,所以《春秋》不书即位,是不认可隐公正统国君的身份。法则既立,鲁国十二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各有各的缘由……677

  程颐和王守仁学术虽然迥异,但各以各的义理当先。义理正确了,史观也就正确了;史观正确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可以贯通无碍了。如程颐教导弟子,说《春秋》虽然“穷理之要”,但读书人最好先把《论语》、《孟子》读下来,再通一经,然后再读《春秋》,“先识得义理,方可看《春秋》”。义理与史事的关系正如《春秋》之《经》与《传》的关系,“《传》为案,《经》为断”,也就是说《传》好比案件描述,《经》好比法官裁决,678这正是宋代几种典型学风之一。679或如张载所说,《春秋》一书是孔子自作,只有孟子才懂,如果不先作到理明义精,是没法把它搞明白的。先儒不懂这个道理,故而解说《春秋》有太多的穿凿附会。680——张载自己是不是也一样穿凿,姑且不论,但看在这种义理当先以统摄史事的思路下,“事实正确”能否被推论出来固然煞是可疑,却一点都不重要了。极端者还如张载,把读史比作旅游,认为山水之乐虽然可爱,但终究无益,不如到经籍义理之间旅游为好。681从这里可以约略体会历代学者们对摄政问题之争,知道为什么在证据如此缺乏的前提下,他们居然还能争论出那么多内容。

  (3)达例与特笔

  至此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置于“王”上,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其中也大有深意。

  隐公元年《春秋》不书即位,个中原因,直到清代,论证与辩难仍在继续,如戴震专作了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从短短一句“春王正月”中规划出继正即君位、继正之变、继故即君位和继故之变四种义例,把隐公划入“继正之变”,又有一番深刻义理。682——事情往往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真相没被论清是一回事,在论证过程中生发出许多新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社会要发展,着力所在,是开发新知识,还是解读旧知识?一个经典思路是:古人已经把道理说尽,只要全力发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笔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便会尽显无遗。读书人苦读圣贤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深入探究春秋大义便是如此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那么,这就难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据的鲁史旧文,两相对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笔”了哪些、“削”了哪些,不必凭空揣测。清人赵翼就曾这样感慨过,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可惜我们见不到了,没法参校圣人的笔削之处,但以《汲冢纪年书》(即《古本竹书纪年》)来做参照,会发现两部书的文风、体例差不太多,对一些史事两书也都有记载,看来当时的国史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而孔子只是在个别字眼上作了改动,以示褒贬之意。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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