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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_熊逸【完结】(8)

  及至清代,郭嵩焘再论始隐,上承孙、徐两说,认为孙复所谓的“《春秋》之作,为天下无王也,非为隐公也”最是得当,但在始隐的问题上,宋儒的“尊王黜霸”之论把圣人之心想得太过狭隘了,而其真义远远不止于此,而在于“明周之无可望也,圣人伤万世之心也”,于是以周朝法度来正天下之诸侯,此即《公羊传》所谓“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一句的深意所在。40

  论者越来越多,道理也越讲越深,但是,无论孙说、徐说还是郭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后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联系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在同一年里。但这种巧合实在难求,那么,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第一任新君就是鲁隐公。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

  4.“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弥合经义的新版史料

  不知道那些古代经师们有没有这样暗自感叹过:如果把鲁惠公换成鲁隐公,那该省去多少麻烦!——这并不是一个荒诞的想法,因为它真曾被人当真过,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便认真地阐释过:《春秋》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答案很简单:《春秋》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害死的。41如果联系到隐公对桓公(杀害隐公的合谋者之一)的好处,给人的感触自然更深。42

  何焯之论虽也在理,毕竟属于主观臆测,而对于这同一个问题,沈括《梦溪笔谈》则“接近客观”地看到了一线曙光。他写道:按照《史记》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那么鲁惠公就是东周开始后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所以《春秋》应该始于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当然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竟然毫无阐说,搞得后来的学者们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此言属实,平王东迁之后的鲁国第一任国君就不是鲁惠公而是鲁隐公,《春秋》便自然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赵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与《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从何而知。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相当周详的纪年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我很兴奋,赶紧找石先生询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后来也再没见着。43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后来王应麟谈到这件事,说《盐石新论》里有个说法,认为啖、赵之说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训》,而那应该是何休的笔误。是非难以判断,只能继续存疑。44沈括和王应麟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后,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后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但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如吕大圭《春秋或问》);45第二,虽然《春秋》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代赵鹏飞《春秋经荃》于此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且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赵是从《论语》里孔子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而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于《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末年,天下日乱,中兴无人,于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兴之教也”,所以,《春秋》始隐只是表象,其实质则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衰世。46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而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5.始隐新义:《春秋》不始于隐公

  “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简直匪夷所思!但这的确是个问题,是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于《公》、《榖》。顾炎武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治《公》、《榖》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穿凿附会、误人子弟。

  顾的看法是: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藏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感慨说:“周礼尽在鲁国呀。我今天可算感受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了!”——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有专人记录在案。那时正值周王朝的兴盛之际,所以典章制度才被称为周礼,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惧怕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鲁国的历史档案从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了,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所以说,《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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