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只是他们把心事和力量都花费在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并且孜孜不倦地为此而努力。他们的天才和勤奋，加上绝世而独立的人格，成就了大事业。于是，我看到了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看到了赵元任“好玩儿”的语言学，看到了梅汝璈声震东京的外交学，看到了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新闻学，也看到了马约翰终其一生的体育学……
民国的这些人啊，做着利国利民的事，却默默无名。他们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拍岸。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似乎永远都有那么一种悲壮，每一落笔，都前途难测。于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良知。
又见《民国那些人》，曾如枝头繁花叶茂。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落幕，只是隐约可观。但后浪如潮涌，斯人可追！
书评：文人风骨已不再
——《民国那些人》中的学识与才情
文/画里真真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我是一路跟着读下来的。不只是因为“钩沉”二字直入我心，更是因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钩起的这些人物，都是让人读过之后，有强烈欲望想去钻进书堆，更深更多地了解民国那些人。结集成书，真让读书的人痛快。
是想写很多感触来，可忽然之间，脑中却只存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玕”。
文人，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今日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那已经像一个过去的符号，在我们之中不复存在。但这符号的魅力，至今不会减退，亦再不可被复制。愚以为这种魅力，并不在于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建树，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股曾经要被打倒的“臭老九”脾气，让人始觉可爱。
前人所说的“性情中人”，大概也要旧式文人才能作为标兵。他们的“性情”，非但表现在嬉笑怒骂，不拘小节上，更多的是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们即使逆流，依然我行我素。几日前正有朋友问我：“人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答得也极其不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可自己的追求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或许是现在的社会太过多元化了罢，选择一多，诱惑也多，使得人人都心猿意马。倒是读着书，不由感叹，人心不古，原来那时的人才可具备如此坚定的信念。
《民国那些人》书中所涉及的“文人”，有学者教授，也有政客商人。但他们终究有如许文人风骨，才子性情。使民国动荡的书页上，多了几分生趣。
审判日军二战罪行的大法官：梅汝璈，谁能想象他的晚年如此寂寂。吴组缃，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的倔老头。傅斯年，写出“无缘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句子的竟是个傲骨书生。还有被鲁迅笔伐的陈西滢，文字中亦流露出他惹人爱怜的一面。
为了这本书史料的真实性，作者寻访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晚辈，学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的长辈，不但可敬，更为可亲。为了能写人所未写，叙人所未知，作者的笔常常触及名人光环之下的一些琐事，逸事。淡墨写功业，浓墨写性情。使这些渐行渐远的名字和读者们有了沟通的语言。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读人又如读史，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今天，不知是否还有许多和我一样在少年时做着文人梦的人。步入社会后才发觉，时代需求的不同已将“文人”的概念颠覆，在现代文人身上已找不到那些可爱的臭毛病。幸好，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梦中的依托。读着《民国那些人》一书，恍然其中人物有的如同师长，有的如同父兄，有的如同知己。自己能随同他们的思想言论时而如沐春风，时而击案而歌。亦是幸甚。
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1)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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