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四郎探母》的男主角杨四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从汉族的立场上看也很不爱国。但是杨四郎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普通百姓所认可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框架，而且，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构起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一框架中，“义”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是大汉的杨四郎和番邦的铁镜公主相互之间通过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的信任。这种信任在表面上，系之于相互之间的盟誓，四郎在要向妻子透露自己曾是敌国大将的真实身份时，首先要求公主盟誓，他说是“我在南来你在番，千里的姻缘一线牵。公主对天盟誓愿，本宫方肯吐真言。”同样，公主表示愿意协助丈夫盗取令箭让他能够前去探母时也要求四郎依样画葫芦，“适才叫咱盟誓愿，你对苍天就表一番。”一句简单的盟誓就构成了双方在如此重大的、甚至是生死与之的事件上的绝对信任，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对于咒语的迷信，更是由于双方都存在对于对方遵守承诺的期待、以及应该能够遵守承诺这种基本道德素质的信任。因此，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对于重然诺的人格戒律的依赖，换言之，是相信人之为人，是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操守的。遵守承诺，言而有信，并且知恩图报，就是通常所说的“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三国演义》创造的世界里，这种“义”在关云长的行为举止中得到最充分的阐释，其中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与曹操、刘备之间的关系。曾经事过相互敌对的几位主公的关羽之所以从未被看成是“叛徒”，大约不仅仅是由于三国时代还没有清醒的民族国家意识，更是由于在曹、刘甚至更多阵营之间穿梭的关云长，在最终做了大致符合汉胄正统的选择的前提下，始终没有背离“义”这个更重要的道德要求，而《三国演义》评价包括他在内的诸多战将在既敌对又合作的多方经常变换角色身份时的行为，同样高扬的是这样的价值。在这样的道德体系框架中评价杨四郎的行为，就不能简单地看他是否投降了番邦，而更要看他既然因其不得已而成了番邦的驸马和大将，那么他面对自己这个新的身份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就像“身在曹营”中的关羽可以“心在汉”，但仍然必须按照自己作为曹营大将的身份行事一样。因此，四郎可以思母探母，公主也可以为他盗令，但是公主对他的承诺和他对公主的承诺必须相互遵守，这是“信义”，而且加上他与贤惠的铁镜公主以及襁褓中的孩子的感情，这“信义”就更有分量。因此才有“哭堂”一场（也有称“别家”的）的情感高潮，经历“双龙会”这场天昏地暗的家国惨剧，流落番邦一十五年的杨四郎好不容易与老母发妻兄弟重新相见，转瞬就要再度分离，生离死别之际的骨肉亲情，一时迸发出来；而佘太君和杨四郎母子间的情感冲撞是如此尖锐而且令人心酸。佘太君急切地对儿子说道：“哎呀儿呀！你才得回来，怎么又要回去？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杨延辉的回答是：“哎呀母亲哪！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可怜你那番邦的媳妇、孙儿，俱要受那一刀之苦……！”在这里，杨四郎说的是媳妇孩子的性命交关，背后的支撑则是他的诺言，当杨四郎忠义不能两全时，义成为更优先的选择。而进一步，《四郎探母》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刻与感人就在于，它丝毫没有回避这种选择的艰难与痛苦。
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义”似乎更像一种超越利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说它“绝对”，是由于不仅它被解释成超越个人利益的一种价值，而且是可以超越国家利益的，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和愿意承继中华民族之大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对于这种绝对的道德诉求的接受与认可。或许施琅的例子可以在这里又一次被援引，当然还有吴三桂、史可法，决定清朝帝王和将领对他们的爱憎与态度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对待清朝大军入关以及统治的反应，而恰恰是他们在道德上所达到的高度。因此，清朝对施琅这样的人，是在鄙视中赤裸裸的利用，对吴三桂，是在忌惮与借重并存时不得不忍耐他的存在，包括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允许他成为手握大权的西南王，而对于史可法，才有真正的崇敬之情。三种不同态度背后的价值取向，一目了然。这里就用着一句俗语——叛变的行为是受欢迎的，而叛徒永远不受欢迎。反过来说也一样，史可法的抵抗使清兵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是恨之入骨的，因此用“扬州十日”发泄这种现实的仇恨，但史可法的忠义与勇敢，却是他们同样崇敬的品德，因此他们为史可法建忠烈祠，以弘扬这种永恒的价值。
当然，“义”并不是道德的全部，佘太君说“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就暗含了对杨四郎的批评。京剧《四郎探母》对杨四郎有保留的道德肯定，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把每个戏剧主人公都演成完人和英雄模范，《四郎探母》告诉我们，艺术并不只是用来歌颂英雄或者揭露罪恶的，有时它也可以用来写写像杨四郎这样的争议人物，纵然大节有亏，毕竟也不是无情无义的禽兽。当然，要写得好，要成为经典，还需要对特殊人格的境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更多的洞察与揭示。既身为番将又身为杨家儿郎，要恰如其分地回应观众对于持有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的戏剧人物矛盾的道德期待，才有可能写出和演出一个虽有违“忠孝”之道，却仍然能够让公众接受的杨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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