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尴尬之事，朝廷不予明言，施琅难以辩白。
清廷对台时抚时剿。康熙八年（1669年），又回到和谈桌上，皇上玄烨派大臣明珠等人赴泉州与郑氏谈判，放宽条件，提出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仅可得到高官厚禄、保持台湾原有局面，还允许郑氏集团长期留住台湾，不必迁来大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战争爆发后，清廷为争取郑氏集团，双方又有过和谈接触，对其采取宽容政策。
兵权被解除，水军被裁撤，施琅的翅膀折断了。
春花伴着流水逝，黄叶随着秋风去。岁月无情地流逝着。施琅羁留皇城，年复一年，遥遥无期。
以施琅这种特殊背景，可以想见，其在陌生京城所过的是什么日子。名义上是显赫伯爵、一品大员，实际上生活清苦，不会有朝廷额外的赏赐，不会有人登门送礼，也不会有什么灰色收入，以致逼得伯爵夫人不得不放下贵妇架子，做一些针线活养家口。
施琅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否有过独囚书房黯然神伤，是否有过愤世嫉俗泪湿衣襟，是否有过怨天怨地自暴自弃，是否有过精神沉沦死心绝望……如此种种，人们都无缘得知，惟有施琅自知。
十三年的京师生活，对施琅来说是一片海。清苦的海，怨屈的海，孤寂的海，凄凉的海，窒息无助的海。但是，这一片茫茫大海中，没有一个沉溺呛水的施琅，没有一个随波逐浪的施琅，没有一个自绝于深渊的施琅。他在苍茫大海上顶风逆浪、一臂一臂地划着，不停歇地奋臂击水，坚忍不拔，泅渡大海。他明白，他不能停止击水。因为停止击水，他就会葬身于鱼腹，就会沦于万劫不复的渊薮。对于水军将领来说，战死于大海是最高的荣耀，而自绝于大海则是极端的无耻。
施琅身羁京师，却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常与闽籍在京官员探讨台海形势。他致力于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他是在台海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栽倒的，他还要在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站起来。他在退朝休闲时，“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史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
他始终认为“海上可平”，坚信能够收复台湾。在有的朝臣看来，施琅两次征台无功而返，是个爱说大话的人，过于骄狂，连康熙帝宠信之臣李光地也这么看。有天晚上，李光地与施琅秉烛而谈，经过一席论兵谈势，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李光地在所著《施将军逸事》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余素未深知公（指施琅）。一夕，就公烛下话，道及顺治乙亥（十六年）事。余曰：‘社稷之灵也。令贼（指郑成功）不屯兵城（南京）下，驱而径前者，是诚可危’。公笑曰：‘宜何所向？’余曰：‘循山而东，奈何？’公曰：‘南北马步不相若，人矣众寡劳逸又悬，所在虽响应作声，实观望不能为之助也。才涉北地，与官军交，贼立尽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长者，委坚城，溯江而上，所过不留，直越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联结，动摇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弃舟楫之便而敝围攻，故知贼无能为也。”
这个夜晚，谈起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兵败南京的原因，施琅在直言李光地所见不切实际的同时，指出郑成功当年之败，是抛弃战船，水军当做陆军使，登岸屯结于南京坚城之下，舍长用短所致。李光地听后，深为佩服，认定施琅确是将帅之才，而非骄狂之徒。由此，李光地了解到，施琅虽羁留京师，但一直在钻研兵法，始终在研究作战对手，目光执著地关注着东南沿海的局势。
“三藩”战争爆发后，郑军乘机攻占东南沿海不少城池。这使康熙帝对台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台湾虽然远隔海峡，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台湾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清军在平藩中的节节胜利，则使康熙帝信心大增，相信台湾问题完全能够解决。
形势开始朝着施琅期盼的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重设福建水师提督，重建福建水师。接着，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就是没有起用施琅。
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就建议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1678年），升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再次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帝依然没有采纳。随后，姚启圣不屈不挠，先后十多次向康熙帝保荐施琅，结局都与以往一样。
修炼坚韧(4)
高冕
当时，能够统领水师与郑军作战的水师帅才稀缺，朝廷选拔艰难，为何偏偏不让知己知彼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复出？朝廷讳莫如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青年皇帝玄烨垂询心腹重臣李光地时，才泄露其内心确切顾虑。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七日，康熙帝御门听政。大学士等大臣启奏：将军喇哈达、总督姚启圣奏报，在台郑军主帅郑经已死，部下互相猜疑，他们建议，乘此良机命令水师进攻台湾。
康熙帝听后谕令：“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遂后颁发谕旨：“郑经已伏冥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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