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奴才(4)
高冕
李侍尧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久历疆臣，宠荣超常，乾隆帝为何突然对他下手？和珅虽聪明机警，却一时猜不透帝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费尽心机，憋出一身冷汗。他在路过奇石遍地的贵州时，咏物言志，写下一首长诗，吐露当时心情：“……禅机岂可妄相求，我对石言石点头。丝缕牵缠尘纲重，溪山笔傲宦情收，凉汗沾肌岚风冷，策马依然纵玉鞭。回首绝壁矗青天，山灵不许游踪恋，顷刻飞云罩暮烟。”在和珅心中，帝意何在，这是处理李侍尧案的惟一要害。然而，禅机不可妄相求，这一点似乎连石头都明白。驿马飞奔上万里，和珅揣摩帝意禅机的心思从未停息。
抵达云南，和珅对李侍尧仆人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掩盖不及，屁股后头未擦干净的屎迹曝于阳光之下：他收受部属奉送的馈赠和规礼，还不失时机地暗示他们送其他厚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一次，他令仆人将一颗珍珠强行推销给昆明知县，竟开出白银三千两的天价。还有一次，他将一颗珍珠强卖给属下一位同知，要价两千两。总督大人掌管着他们的仕途生死簿，知县、同知等辈哪敢说个“不”字。查讯结果，李侍尧共勒索属下白银三万五千两。但可断定，这只是其勒索、受贿金额的冰山一角。因为，其家人张永受在京城就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银四千两，在易州还有房屋数十间、耕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尚且有如此惊人的非法收入，久任富庶之地总督大人的李侍尧搜括之巨不难推想。
当时总督队伍中，李侍尧还不是声名狼藉之辈。他贪污受贿、勒索部属，也不光全是充填自家腰包。他向部属勒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皇上也向他勒索，只不过皇上勒索时美其名曰“进贡”。按明文规定，凡年节、皇帝万寿、太后千秋，官员都要掏腰包进贡。没名没目的贡奉，比有名有目的还要多。乾隆帝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皇帝，简单奉上金条银锭不能换得他的笑颜，对贡品他讲求艺术性。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内好办，处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最大商埠，不缺能赢得皇上欢心的“西洋镜”，什么会唱歌儿的盒子啦，会自动游弋的精巧小船啦，会嘀嘀嗒嗒自动报时的钟表啦，等等。这些从西洋舶来的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技的结晶，论新、奇、巧，必然占据最前沿，其他总督无法比肩。皇上见了年年翻新的“西洋镜”，笑逐颜开，而且总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一次进贡后，乾隆帝正经八百地向李侍尧颁了一道圣旨：“此次所进镶金洋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对贡品就犯愁了，虽说从广州带来的“西洋镜”还有库存，但这类东西不能再贡，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这方面必定更新潮。云贵的优势是盛产金银，要想博取皇上龙颜大悦，得将金条银锭精细加工，打造成精妙绝伦的工艺品。当然，在加工过程中还得花费一大笔银子作加工费。朝廷支给总督的正俸和养廉银，是绝对承担不起贡奉费用的。各省总督为正二品官员，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俸禄相当微薄，比给俸不丰的明朝官员还要低得多。例如，明朝正一品官员月俸支米八十七石，按每石米折银一两计算，大体相当于清朝同品级官员的四倍；同样计算，明朝七品官比清朝同品级官员俸禄高一点三三倍。为防止官员贪污勒索，雍正年间起，实行养廉银制度，即从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官员，供养廉之用。“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据光绪《清会典事例》，总督每年养廉银大概在二万至一万三千两之间。如此区区正俸和养廉银，对于总督大人的挥霍、排场和进贡需要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督抚勒索，督抚便向部属勒索，层层效仿，层层搜括。李侍尧只是清朝官场搜括体系中的其中一环。
李侍尧倒是真精明，天塌下来自个顶着，任凭审过来审过去，咬紧牙关，不提“贡”字。
案情既已查实，和珅便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到底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留他一线生路，还是了断性命？
和珅知道，乾隆帝对贪官污吏下手历来非常狠。他一上台就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努力将自己的吏治主张付诸实施，一批高官成为其倡廉肃贪的刀下鬼：乾隆六年（1741年），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千两白银被正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令犯有勒索部属罪的云贵总督恒文自杀，将在山西巡抚任内侵吞帑银二万两的蒋洲处以极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处死，此公是慧贤皇贵妃的弟弟，还是一个贵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以开矿营利肥私的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将勒索部属金玉的云南布政使钱度处死；此后三年，将私役维吾尔百姓采玉牟利的高朴当地正法，此公系高恒之子，慧贤皇贵妃之侄。
综观肃贪史，乾隆中叶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浙江巡抚卢焯一人。乾隆六年（1741年），卢焯在审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时，收受汪氏贿银五万两。结果，乾隆帝裁定，留其一命，限期退出赃银，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获赦，此后四年重新起用。卢焯贪污数额远远高于鄂善、蒋洲等人，为何能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乾隆帝考虑到卢焯是有名的能臣，兴利除弊，政绩卓著，在百姓中颇有声望，因此对他网开一面？这似乎也说不通。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在其任上建言建树很多，政绩显著，尤其是善于抓住问题、切中要害，深得乾隆帝宠信，为何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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