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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机∶清王朝皇权角逐中的平步青云者_高冕【完结】(45)

  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出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会做文章、会看文章是必定的,但此公与道光帝保持一致,判定他人文章竟专来剔挑微疵,见小不见大。“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八股文章做得循规蹈矩、滴水不漏,皇上肯定喜欢,若是出了纰漏引起龙颜震怒则是不得了,因此,文章里有没有治理天下的真知灼见,反倒无关紧要了。道光帝朱批用楷书,于是楷书几成衡量文章、奏折优劣的最高标准。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不但试卷苟求楷法,奏折也苟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如此一来,不仅造成学风不正,“末学滥进,豪杰灰心”,而且进言质量严重下滑。

  追求无为(4)

  高冕

  道光帝讲得多做得少,曹振镛干脆为皇上创造一个“抽查法”。道光帝虽也有励精图治愿望,但拿不出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就事论事,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谕令很多,检查很少,雷声大雨滴小,结果往往执行受阻、诏令落空,“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弄得他本人也心灰意冷。道光帝除了每日披览奏本外,还要批阅蝇头细书的中外题本。奏折、题本堆积如天,日搬日增,怎么也搬不空,令道光帝苦不堪言。认真看吧,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恐被臣下欺蒙之弊。一日,道光帝向宠臣曹振镛诉苦,问有何好办法,曹振镛献计道:“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帝听了暗暗称绝,按曹爱卿计策行事,果然自己省时省劲,臣属战战兢兢,把很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

  史学家苏同炳先生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上行下效。有道光帝,就会有曹振镛;有曹振镛,就会有曹振镛式的中小官吏。

  曹振镛的做官之道,对当时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有一首《一剪梅》描述了这一柔糜颓靡、圆滑世故的官场习气: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是曹振镛做官六字诀的绝妙诠释。“多磕头、少说话”上升为官道理论,成为官场没有期限的通行证,是曹振镛的贡献。

  “多磕头、少说话”,论其中道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而曹公走红背后,功夫极其深厚。

  要说曹公平庸,他会笑你浅薄。

  大智大爱(1)

  高冕

  咸丰朝满汉文武,最受宠信的汉大臣是杜受田。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间,六十四岁的杜受田死在抗洪赈灾现场。噩耗传入紫禁城,咸丰帝痛哭流泪,十分悲痛。他立即晋赠杜受田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成为嘉道以来惟一追赠太师者;晋赠他为大学士,给予文官最高品级的职衔;赐谥“文正”,使其获得咸丰朝大臣中惟一最高谥号;亲临赐奠,抚棺痛哭,如丧考妣,以示痛悼优隆。如此死后哀荣,实属罕见,史称“终饰之典,一时无比”。

  杜受田获得咸丰帝宠信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大彻大智,帮助奕夺得皇太子之位。其二,鞠躬尽瘁,赞襄咸丰帝对付内忧外患。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七岁的杜受田踏进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师傅。按传统算法,奕这年六岁,这是虚龄;论周岁,奕仅四周岁。

  道光帝为皇四子挑选师傅非常严格。因为,皇四子对他乃至爱新觉罗氏江山社稷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四子奕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年7月17日)。这位皇子在圆明园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的呱呱坠地,对道光帝灰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这一年,道光帝已五十虚龄,他的十六位后妃先后生了三个皇子,但他们在皇四子出生前都已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系博尔济锦氏所生,他们是后来出生的恭亲王奕的长兄,但很短命,于道光七年(1827年)、九年(1829年)相继夭折;长子奕纬,系乌拉那拉氏所生,道光帝对他十分喜爱,十一周岁那年还没有任何建树就将他敕封为贝勒,在清室皇族十二个爵位中仅次于亲王、郡王。他长到二十四周岁时,已经英姿飒爽,可他于当年突然死去,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一年,每隔两年,就死一个皇子,以至道光帝膝下诸子死得干干净净。“少怕殇妻,老怕殇子”,这一时期是道光帝一生中心情最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军国大事令他心烦意乱,回疆张格尔正闹叛乱,英吉利贩运鸦片为害越来越大,到道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家里又接连发生天崩地裂之事,无异于雪上加霜。道光帝与很多帝王一样,也很相信风水命运。在皇二子、皇三子夭折中间那一年,也就是道光八年(1828年),正在建造的遵化清东陵宝华峪道光帝地宫竟然出水,大水哗哗流入圹内。墓地出水,被视为大不吉,道光帝勃然大怒,将负有责任的大学士英和、戴均元投牢下狱、籍没家产。国运家运连遭不幸,莫不是与地宫出水有关?不幸和打击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年届五十岁的大清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比国势日衰、膝下无子更悲哀的事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龙脉断绝,谁来继承大清江山社稷,如何对得住龙驭升天的列祖列宗?皇四子的一声啼哭,使已步入老年的道光帝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喜上眉梢。而且,皇四子出生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似乎宣告他道光帝的厄运就此画上句号,好运气就要连绵降临。就在皇四子降世后六天,皇五子奕也来到人世;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六子奕也一声啼哭降临人间。后来,道光帝在六十岁前后高龄,还喜得奕、奕、奕三个皇子。皇四子奕对于道光帝而言,具有老树逢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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