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意识到，长沙官场容不下他这个团练大臣，容不下这支体制外孕育成长的新军，只好将湘军编练总部及练兵场移驻衡阳，他的团练大臣衙门非常寒碜，设在桑园街赵姓人家的祠堂里。但衡阳不是世外桃源，体制外创建新军的种种烦恼，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后来，他在上咸丰帝的一道奏折中，将编练湘军之难概括为三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办事艰难之三端”：一是没有提拔部下权。他名义上为兵部堂官，实际上只是个丁忧在籍的团练大臣，提拔部下的实权反不如提督、总兵。二是没有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按照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由总督、巡抚掌握。曾国藩是个统兵大臣，身为客官，对当地文武官员没有任免权，要地方协办军务，文武官员和地方百姓都不听他的。三是名实不符，没有处事权。他的木质官印，因他身份数变而变易，地方衙门便怀疑这木头疙瘩是伪造的。加之“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势有不能”，他觉得信统兵打仗格外艰难。但曾国藩知道，造物主对大功大名向来非常吝惜，“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因循旧体制、老章法练编军队固然要便利得多，但必然办不出什么名堂，如果把自己搭载在破旧落后的战车上，到头来很可能把这条老命都赔上。立志报效清王朝，抱定干一番惊天动地业绩的曾国藩明白，只有变革创新，打造出崭新而精锐的战车，才能实现宏图大志。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大本大源”之人，他对这一点看得极为深透。因此，他默默承受向他袭来的艰难挫折，“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凭着“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个性和无畏气概，曾国藩终于踏平坎坷，成功铸就太平军克星湘军。
扶倾定危(11)
高冕
“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方是好汉。”就编练军队而言，因循必待毙，求变而后生。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分析曾氏成功原因时说，当时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有数十位之多，但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很快战死，有的闻敌逃窜，只有曾国藩应势而变，“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从办团练起家，“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
头脑灵清，心中透亮，还得有十万个雷霆撼不动的定力。曾国藩断论，清军八旗和绿营兵一触即溃、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接受过严格精到的训练。因此，他编练军队，“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只要湘军装备尚未齐全、操练尚未精到，他就顶住种种巨大压力和诱惑，咬定青山不出师。就连他的恩师、湖广总督吴文危在旦夕、急需救援，他也不率未练之师轻率出击，最后痛缅吴文兵败黄州、挥剑自杀。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理智的：“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他在致刘蓉信中说：“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为样做的。他认定的理，即便是皇上连发十二道金牌，也不乱方寸。咸丰三年八月底、十月初、十月底和四年正月，咸丰帝共颁四次上谕，一会儿令他率师开赴武昌，一会儿又令他救援南昌，但曾国藩拿定主意，湘军还未练就，决不出师。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四拒圣旨，神定气敛铸炼湘军，试图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
但岌岌可危的局势，逼迫曾国藩未能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吴文所率绿营兵在黄州附近被太平军歼灭后，湘军成为两湖战场上清军惟一主力。这时，太平军兵锋很健，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锋镝直指湖南北门锁钥岳州，湘军再不出战，两湖地区就会纳入太平天国版图，大清帝国南北难以连成一气，将导致惨遭腰斩的结局。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在洋炮未到齐、水师尚不精的情况下，颁檄出师。
在此前夕，他回湘乡看望了父亲，到母亲坟头烧了几炷青香，祈求母亲大人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告捷。曾国藩笃信骨相之学，信奉风水之说。他祖母死后，葬于湘乡七斗冲。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墓前濒临涓水河，背倚紫石山，是块上吉之地。祖母下葬后第二年，曾国藩就由四品官骤升至从二品官，飞黄腾达，他的六弟入国子监，九弟也进了学，曾家一下发达起来。对于坟场风水，曾国藩深信不疑。母亲江太夫人去世后，经高人指点，他在距家十里之遥的两屏山觅得一块好墓地。这块墓地的好处颇有道道：湘乡属丘陵地貌，境内多是绵延起伏的山丘，登临高处远眺，两屏山犹如两翼垂天、扶摇直上的鲲鹏。曾国藩母亲所葬谷地，正好位于大鹏鸟的嘴上。也就是说，其情形犹如大鹏鸟口衔曾母之墓直奔九霄云天。曾国藩深信母亲地下有灵，一定会保佑他克敌制胜、大富大贵的。
身染大鹏口的袅袅青香，曾国藩挥率湘军，奔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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