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胜(6)
高冕
袁世凯正与姨太太沈氏温存，获知这一惊人消息，立即撇下风情万种的沈氏，率兵急急赶去，邮政局已空寂无人。第二日一早赶到王宫，宫门紧闭不开。袁世凯命人用响箭飞射传书给国王李熙，要求入宫护驾。李熙时已被金玉均软禁，金玉均假传诏书不准袁世凯率兵入宫。吴兆有、袁世凯立即发函请示李鸿章。十九日（6日），朝鲜亲清派官员纷纷向清军求援。同时风传这样一则消息：亲日派准备劫走国王李熙，另立国王，背清投日。吴兆有、袁世凯致函日本驻朝大使竹添一郎，询问有关情况，对方拒绝回答。若是任凭亲日势力控制朝鲜政权，朝鲜就会脱离中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形势非常危急。时机稍纵即逝。而当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要等得李鸿章指示还需好多时日。吴兆有、张光前两位营官主张按兵不动，听候北洋总署及李鸿章指令。袁世凯主张立即行动，进攻王宫。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袁世凯激昂陈词：“防韩交涉，系我专责，如因此获咎，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诸君！”吴、张两人这才被袁世凯说服，愿率军队一起行动。袁世凯立即率本营人马冲到王宫，将其团团包围。日军在城墙上开枪，袁世凯命士兵还击。激战半日，攻破宫门。袁世凯率军攻入王宫，“朴泳孝督日人所练之韩军，凭墙夹击，弹如雨下，公（袁世凯）之前后左右兵卒伤之者枕藉，有弁崔继泽见公立危地，牵衣请稍避，公以刃挥之。遂领亲兵数十人奋勇仰攻，失势，顷刻间死伤过半。日兵数十，突由后抄袭，后队击走之，（袁）乃命哨弁唐宗远分兵绕院后夹攻，党众不支，遂逃避，公麾兵进蹑，遇公向所教练之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当时，吴兆有在两兵掖抚下临阵逃脱，张光前率所部在一堵高墙下躲避枪林弹雨。最后，袁世凯以区区四哨之众，奋勇击溃负隅顽抗的朝鲜叛军和日军，一举攻占王宫，解救出国王，稳定朝鲜局势，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公使竹添一郎见大势已去，丢下汉城日侨不管，纵火焚烧本国使馆后，率卫队慌忙逃至停泊在仁川的日本邮轮“千年丸”号，狼狈回国。朝民对日本人积愤已久，乘机捕杀日侨。袁世凯非常清醒，立即传令严禁捕杀日本侨民，派人将日侨全部归拢，清点造册，将他们护送到仁川，交给日人，以示人道。袁世凯在平息“甲申政变”中，当机立断，敢作敢为，镇定自若，智勇俱佳，体现出处置突发事件的超常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政变平息后，袁世凯做起了大头梦。他上书李鸿章，建议清王朝派大员，在朝鲜设立监国，统率重兵，治理内政外交。这一“监国”，实际上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而这一重要职位最佳人选，袁世凯虽未挑明，但不言而喻，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袁世凯。然而，事情的发展全然出乎他的意料。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吃了大亏后，不肯善罢甘休，挑起中日外交争端，声称中国“首开战端”，并将首要罪责推给袁世凯。清王朝此时如同重病缠身的老人，在南部边陲正与法国交战，担心如果在朝设立监国，会进一步刺激日本，引发战争，导致南北受敌，因此没有采纳袁世凯建议，以息事宁人，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但李鸿章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交涉时，断然否认日本关于清政府“首开战端”的指控，只是表态要对“未能小心行事”者进行“戒饬”。这时，驻朝清军总兵吴兆有，早就对袁世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心怀不满。论官衔，吴兆有为记名提督，武职从一品。吴长庆率三营撤回国内时，将在朝庆军三营指挥大权交给他。而袁世凯会办防务的营务处，相当于后来的参谋处，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帮吴兆有料理营务及会同办理朝鲜防务的，充其量只是驻朝庆军三营的副总指挥。但袁世凯却十分抬举自己，给自己定的头衔是“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驻朝清军主帅模样出现，从公文具衔到行文体制、出入仪仗，都高于吴兆有。朝鲜臣君被他弄得稀里糊涂，弄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指挥谁。袁世凯以五品文官的低贱身份，对吴兆有以下营将均以下行文格式，发号施令，狂妄僭越，使吴兆有等一批营将官佐气得肚子发胀。吴兆有等人密谋一番，抓住袁世凯擅自挪用军饷，抚恤死于乱党之手的朝鲜重臣家属之事，大做文章，密告他贪污军饷，并将擅开边衅的责任全盘推到袁世凯头上。李鸿章对胆子贼大的袁世凯给予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将挪用军饷全部赔偿，并派会办北洋事宜的吴大澄，在赴朝与日本代表谈判的同时，对袁世凯的多项指控进行查办。袁世凯想做朝鲜监国的大头梦没做成，到头来反落得“戒饬”、赔银子、被查办的结局，不禁喟然长叹：“官运恶极。”好在吴大澄未动身，张佩纶已将内情全部密传给袁世凯，并将吴大澄等人的为官特点乃至性情嗜好也全部传泄给他，袁世凯得以从容应付，把他们伺候得舒舒帖帖、眉开眼笑。袁世凯料想，把吴大澄等人伺候好了，最好结果是不要给他找大麻烦，而对自己的结局没抱太大奢望，急于脱身，跳出是非圈外。因此，在吴大澄等人还在朝鲜时，他就借口嗣母牛氏患病，向吴大澄请假，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带着大姨太沈氏乘军舰回国。然而，结局却出乎他的意料。吴大澄等人查了一圈回去，对袁世凯如何用银子、美女伺候只字不提，只是在李鸿章等人面前，盛赞他是“奇才”，“能力过大，前途不可限量”。《容庵弟子记》甚至说，吴大澄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不惜以贬李的女婿来夸奖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吴大澄回京复命时，又屡屡夸奖袁世凯又雄才大略，堪当重任。吴大澄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要求严惩“肇事祸首”袁世凯的反面宣传，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日两国乃至国际上都受关注的风云人物。以至后来李鸿章为加强朝鲜国内亲华势力，抵消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集团离心趋势，要物色一合适人物护送大院君回朝鲜时，认定这一重任非袁世凯莫属，不得不写信敦促袁世凯再度出山，委以更高官衔，使袁世凯名副其实地掌控清王朝在朝的外交大权。遇挫不跌，反身价倍增，这就是袁世凯式的应变处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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