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胜(8)
高冕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对朝鲜半岛利益的争夺战中，清王朝大败于对手日本。接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王朝陆海军全面溃败。朝鲜宣布“独立”，李鸿章赴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北洋海军的溃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大清国上下，人心大乱：中国何以自强，中国要往何处去？
甲午海战爆发前数日，袁世凯乔装打扮，从日军炮口瞄准下的使署悄然出逃，部属唐绍仪夜半手持双枪双刀，护送袁世凯抄小路抵达仁川江畔，爬上北洋海军“平远”舰逃回天津。袁世凯在朝为自己苦心搭建十几年的政治舞台，就这样哗啦啦崩塌，“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官衔，也就随之掉进深不见底的黑洞。现在，袁世凯头上只剩下“浙江温处道”一个虚衔，被留在军务处行走。实际上，袁世凯已无正经职事，成了官场闲人。然而，这个丢了乌纱的河南佬与众不同，一声不吭，寓居北京嵩云草堂，邀集幕友，竟兴致勃勃翻译起西方各国兵制书籍来。
李鸿章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回到天津，成了过街老鼠，只好成天躲在家里，不敢露头。昔日熙熙攘攘、踏烂门槛的李家花园，一时宛若无人问津的麻风院。李鸿章这座靠山已经靠不住了，袁世凯也不好意思再去求靠。甲午战后，朝廷高层欲追究袁世凯责任，李鸿章慨然全部揽去，袁世凯才得以脱祸。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硝烟散去，恭亲王奕在思考，李鸿章在思索，袁世凯在思索，国人都在思索：中日之战，大清国为何惨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千万个人自有千万个答案。袁世凯是亲历甲午惨败之人，他有自己的眼光。他认为败就败在练兵方法不当，传统的练兵方法必须摒弃，而应采用西法练兵。他认准一个理：“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要当大官也好，要强国也好，没有精兵强将是万万不行的。
他思路很清晰，要将这套主张推销出去、付诸实践，必须另找一座高大雄壮的靠山，必须把“督办军务处”权力抓到手。“督办军务处”，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设立，是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万不得已，满人是不会将兵权、政权拱手交给汉人的。“贤”如胡林翼，不找一个满人官文，就难以施展拳脚；“忠”如曾国藩，没有满人亲贵大臣肃顺、文祥、奕等作奥援，要办大事、荡平太平军也是痴人说梦；“能”如李鸿章，没有奕、奕作依靠，办理洋务、建北洋海军便无法下手。袁世凯相信，世上必有靠山，只要你找对路径，就能拨开云雾，寻到这座山，走进这座山。
袁世凯觅了一条路，就是军机大臣、督办练兵处要员李鸿藻。李鸿藻做过嗣父袁保庆的老师，这样算来，便是袁世凯的太老师。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5月），李鸿章缩在家里不敢露头时，袁世凯就上书李鸿藻，自称“小门生”，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一揽子计划：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权，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裁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李鸿藻认为袁世凯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其整军方案也有可取之处。他当不住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情，不久将他奏调来京，并得皇帝“交吏部带领引见”的圣谕，派到军务处听候差遣，以备顾问。李鸿藻还将袁世凯的书信广为宣传，给翁同、荣禄等人传阅。就这样，袁世凯顺着太老师李鸿藻这条路，很快走到了他要寻找的大靠山跟前。他明白，仅是“差遣”、“顾问”不行，这只是个小混混，与当年在直隶总督衙门打杂差不多。他还把西方兵书中的近代军事知识，贩给朝野要员，恳请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坤一是著名湘军统帅，甲午战争末期曾指挥军队抵抗日军；张之洞正训练自强军十三营，改练新军下手早，两人都属重量级人物，而且在整顿旧军、改练新军方面都是行家，说话有人信。接着，他叩开庆亲王奕府邸大门；多次登门拜访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兜售他的改练新兵主张。随后，他又走通了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的门子。他透彻了解到，此公眼下是慈禧太后的头号心腹宠臣，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看似由王文韶继任，兵权实际上握在荣禄手里。袁世凯谦逊地将翻译的兵书呈上，自称门生，恭请指教，并百般表示对荣禄的仰慕膺服之诚。荣禄有心将这个非常之人收为己用，很快将他的兵书和建议奏报朝廷。袁世凯在致弟信中，描述自己这一段经历和感受：“抵京来忙甚，日在车马泥涂奔走。诸大老均甚优待，圣恩极厚。惟内事甚迟缓，办事甚不易，只随班奔走而已，似未能久居于此，暂留以备顾问，而赴任直无可望。”袁世凯在京用了一“忙”字。忙，忙些什么？忙就忙在投机钻营、拜师托请、贿赂买官上。至于结果如何，他在车马泥涂中奔突之时心中也没有谱。不到京城，不知自己官小；不到都门，不知办事之难。然而，他的“忙”很快起了作用。他拜过师、叩过门的朝廷大臣纷纷替他说话。李鸿藻率先说：袁世凯乃“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张之洞、刘坤一先后上奏折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此人“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请求皇上越级提拔，让他专办练兵之事。翁同对袁世凯起初印象不好，认为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后来终于改变看法，说“此人不滑，可任也”。荣禄则明确授意袁世凯：“于闲暇之时，将练洋操之各种办法呈上。”于是，传到大清国一号人物慈禧太后耳朵里的，是对袁世凯的一片叫好声。于是，督练新建陆军的“练兵大臣”之职，非练兵专家袁世凯莫属了。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朝廷正式发布上谕：“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发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凛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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